莫言与富顺
□刘小葵
写下这个标题,我想有人会说,又在消费名人了。是趁着莫言这口煎饼锅余温尚在,再煎上一个。且慢,是不是扯虎皮做大旗,且听山人慢慢道来。
在富顺老家,我有一些从事文化和宣传工作的朋友,没听他们说过莫言去过富顺。因此,从物理或地理意义上讲,莫言和富顺没有关系。但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檀香刑》又确乎写到了富顺以及那里的人和事,从这一点上讲,莫言和富顺已是神交已久,精神上的关联又是有的,因此写上这个标题,大抵是不错的。
《檀香刑》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的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小说家言和真实的历史是不尽相符的,那我们看看莫言笔下与富顺有关的人和事和历史究竟有多大的距离。
一
小说中写道:高密县的县令钱丁,是光绪癸未科进士,与后来名满天下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同榜。刘是二甲三十七名,他是二甲三十八名。及第后,在京城蹲了两年冷衙门,然后通关节放了外任。他已经坐了两任知县,一在广东电白,一在四川富顺,而四川富顺正是刘光第的故乡。电白、富顺都是边远闭塞之地,穷山恶水,人民困苦,即使想做贪官,也刮不到多少油水。
说到“边远闭塞”,让我想起李白的诗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100多年前,四川大多地方都出行不便,对于千里平原,通衢大省的山东而言,用这个词不为过。但要说当时的富顺是“穷山恶水”这也未必。
我们知道,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革命席卷大江南北,阻碍了淮盐通道,使食盐供应短缺,盐课收入锐减,军饷困难。为解决困难,户部议准:“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销。”于是川盐源源不断地运销湖广市场,这就是“川盐济楚”。在富顺所属的自流井地区,有着丰富的卤源和天然气,在“川盐济楚”的过程中,井盐的产量、质量大大提高。咸丰(1851—1861年)以后,自流井年产盐大体保持在三至四亿斤左右,最高年产量曾高达六亿斤,与“川盐济楚”前相比,常年增长4.6倍,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井盐产地。尽管后来实施了“禁川复淮”,川盐外销量稍稍减少,但以富荣为中心的盐场依旧规模庞大,煮盐蒸汽氤氲弥漫,井火昼夜不息。古代盐赋一直是国库收入大宗,直到清代,仍居天下财赋四分之一。由此可见,清末的富顺用一个“穷”字概括,这又怎生了得。
再说刘光第。小说中说刘光第光绪癸未科二甲三十七名进士。光绪癸未科没错,但该科三十七名进士叫马吉樟,刘光第是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而八十九名叫谢化南。因而,钱丁只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
浏览网页发现,有人在搜索引擎中发问:有个和刘光第一起考取进士的人叫钱丁,并在四川富顺做过知县么?可见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已经误导了人们对历史真实的判断,这也许就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价值所在。
二
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袁大人起身离开座位,与克罗德相伴着往堂下走去。刚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仿佛突然想起似的,漫不经心地问:“高密县,听说你把刘裴村的公子从四川带到了任上?”
“是的,大人,”余毫不含糊地说,“四川富顺,正是刘裴村年兄的故乡。余在富顺为令期间,刘夫人举家扶柩返还故乡。为了表示同年之谊,余曾去刘家吊唁,并赠送了赙仪十两。不久,刘夫人因哀伤过度,跨鹤西去,临终时将刘朴托付给余。余见他为人机警,办事谨慎,就将他安排在县衙做公。”
这段文字传达了这么两个信息,一是刘光第灵柩返乡时,钱丁为富顺县令;二是刘光第的儿子叫刘朴,并随钱丁去了山东高密。
我们知道,刘光第灵柩返乡的时间是戊戌深秋,也就是1898年。据查,当年富顺的署理知县叫黄兆龄,陕西三原人,一年后此人升任宁远知府,继任者为沈秉堃。小说中,钱丁的夫人是曾国藩的外孙女。在富顺的历任县令中,一个叫陈锡鬯的与此颇有几分相似。陈锡鬯,字洛君,江西新城人,他与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同是曾任四川总督的湘军将领刘蓉的女婿。陈于光绪四年、十五年和二十八年先后任富顺知县14年,为官清正,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深得富顺百姓的爱戴。
再一个就是刘光第的儿子。
刘光第的儿子中没有叫刘朴的。刘光第的四子五女子女不是早夭,就是声名不显,只有长子刘鹏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刘鹏年,字长述, 1889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生于北京绳匠胡同。1898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年仅9岁的刘鹏年先生在北京菜市口刑场目睹父亲壮烈殉国,伏尸痛哭。1901年,刘鹏年来到父亲生前好友赵熙、周善培主持的泸州川南经纬学堂读书。14岁那年得父亲挚友乔树楠任学部左丞,将鹏年接至北京湘学堂读书。1905年,刘鹏年由学部咨送进入四川高等学堂,并受到学堂监督胡峻以及周善培的照顾。翌年,16岁的刘鹏年先生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同盟会盟员。1911年9月初的保路运动中,刘鹏年与同盟会员朱国琛、杨允公共同执笔撰写了《川人自保商榷书》,使赵尔丰惊恐万分,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成都血案,从而激发了以同盟会为领导的四川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大风暴。这次起义又成为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导火索。此后数年间,刘鹏年与李劼人共同创办《娱闲录》小说月报,开四川小说月报先河。并以觉奴为笔名,创作了《松冈小史》、《乞丐日记》、《大刀王五》等一批白话文小说。1919年刘鹏年死于一场误诊事故,时年刚刚30岁。
三
关于戊戌六君子的死,小说中写道:
赵甲再次抓住刘光第的辫子根儿,低声说:“大人,真的得罪了!”然后,他将身体闪电般地转了半圈,刘光第的头颅,就落在了他的手里。……接下来,他在助手的配合下,用同样利索的刀法,砍下了谭、林、杨、杨、康的头颅。他用自己高超的技艺,向六君子表示了敬意。
小说中展示的六君子被杀的顺序是刘、谭、林、杨、杨、康,实际上,这与历史有出入。数年前,央视播出过一个节目,叫《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的经过》,六君子受刑的顺序为康、谭、林、杨、杨、刘。我想,莫言为了表现自己主题,将刘光第最后一位被杀,提前到了第一个。我将节目中的文字选录于下。
囚车来到菜市口,六君子被押下,身著镣铐叮当做响,两边番役推推搡搡,这时围观的人们开始变得鸦雀无声了。
最先被推上斩台的是康广仁,他本来要向监斩官刚毅喊些什么,但押解人拽动一根小绳,便不能说话了。原来凡是执行死刑的人犯,执刑人事先都用一根很细的绳子勒住犯人的喉头,一旦犯人挣扎,只要牵动此绳,便不能动弹,因绳细而隐蔽,不是行里的人是不会知晓的。就这样,康广仁被第一个斩首了,却得到围观的人们一片喊好声。
第二个是谭嗣同,他在走下囚车时曾质问监斩官刚毅:“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什么不审而斩?”监斩官刚毅无言以对,只是投去杀头的令箭,让刽子手持刀上前。谭嗣同被按倒在地,在头颅被砍下之前,趁行刑人疏忽,便高呼口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在围观人们一片喊好声中,谭嗣同的人头也落地了。据说是谭嗣同死不瞑目,四品京卿李徵庸在施刑后来看望时,对着谭嗣同的头说:“复生,头上有天耳。”谭嗣同的头始暝目。
第三个是林旭,他是清末名臣沈葆桢的孙女婿,与军机大臣荣禄关系很好,所以他能够穿着官服到刑场,虽然没有挂朝珠,也算是格外优待了。既然是身著官服,刽子手也不便下黑手,所以林旭在临刑前得以大呼刚毅之名,质问他自己有什么罪。刚毅是知道荣禄与林旭的关系,如今荣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朝杯酒,暮白刃”,一句好话都不为林旭说,刚毅此时又有何言,假装什么也没有听见,扔下斩令。林旭“神色不稍变”,从容就义,又博得围观人们的一片喊好声。林旭的妻子沈静仪是个才女,比林旭大一岁,曾经与林旭对诗酬唱,感情甚笃,知道林旭要被斩首,要亲自来北京收尸,被家人拦阻,居然自己喝毒药自尽,追随夫君而去,真的成为“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第四个是杨深秀,他与权贵们没有什么来往,“居京师二十年,恶衣菲食,敝车羸马”,“家赤贫,衣食或不继,时惟佣诗文以自给”。靠卖字为生,则不失文人气质;没有门路,则难免受刽子手所辱。在喉头绳子被紧勒的情况下,他也只有无声而去,但他在狱中曾经作诗10余首,算是他的不朽常存吧!
第五个是杨锐,这位四川绵竹人,“性笃谨,不妄言邪视”,博学强记,在“京师诸名士中,称尊宿焉。然谦抑自持,与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绝无名士轻薄之风”。因为是张之洞的门生,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所保举,算是朝中尚有人,刽子手也没有暗下黑手,让他无痛去世。刽子手的麻利,也招来围观人们的一片喊好声。
最后是刘光第,这位四川富顺县人,在刑部任官多年,经他手题奏的死刑犯,自然是不会少,是深明刑部典故的。他们没有经过审讯,按常规,提押犯人自东门出则宥罪,出西门则处死,所以囚车一从衙门西门出来,他就已经知道必死无疑,纵是神仙也回天无术了,其他五君子还不知道自己被押赴刑场。既然知道必死,此时只有叹息:“吾属死,正气尽”。刑部衙门的长官,平时对刽子手这样的“贱人”是从来看不上眼的,现在落在他们手里,受罪痛苦是难免的,所以刘光第的儿子“赴市曹伏尸痛哭一日夜”,最后伤心而死。
四
刘光第尽管不是莫言的小说《檀香刑》中的主角,但其形象应该说是光彩夺目的。因为它是小说家言,与历史拉开一定距离,这是正常的。
写下上面这些文字,不是苛责莫言先生,而是在莫言先生如日中天的名声之下,有一些读者将他的小说当成了历史来读,以至于小说中关于富顺这座川南小县及其间的人和事被小说所牵引。
鉴于莫言先生曾将富顺作为自己笔下写作的对象,我想富顺与莫言先生就有了一种关联。凭着这种文字之交,富顺的文化官员或者地方领导如能向莫言先生发出盛情的邀请,邀请到莫言先生到他笔下的富顺走上一遭,实地踏访一下这个100年前“边远闭塞,穷山恶水之地”,我想,这对富顺区域形象的提升和城市的营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对才子之乡的提振也是一桩极大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