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的人与其他时代人的生活一定不同。百多年来,只有这二十年是中国人能休养生息的时代,但愿这时代能绵长。
母亲是满清官员的后代,父亲是归国抗战的华侨,自己曾是优越的干部子女。
母亲是反动派,父亲是右派时,自己是到处遭人白眼的“狗崽子”。
再后来母亲被发配去农场喂猪,父亲被下放到海南岛劳动,自己则在西双版纳挨饿。57岁的安哥,身上有着他们那代人最典型的时代烙印。
安哥的一双巧手,给胡志明献过鲜花、挑过一百多斤的大粪桶、种过橡胶摸过机床,最后,这双手拿起相机,拍出了令很多人或唏嘘或莞尔的《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600多张照片,横跨1979-2000年的二十多年光阴,没有讴歌谁,没有怨恨谁,有的只是中国老百姓普普通通的生存、演变、冬去、春来。
养在客厅里的猪
怎么定义邓小平时代?安哥的第一反应令人错愕。“邓小平时代,就是能吃得饱了。”
西双版纳茂密的亚热带丛林,有香蕉、甘蔗等作物,在当时已经算是食物较为富足的地区,等到大批外地知青涌入,当地人口增加了大约一倍,粮食就有些供不上趟了。一群正在发育身体、每天都要承受重体力劳动的知青,常年的状态都是半饥半饱。
“一年只能吃三次肉,五一,十一,还有就是过年。生产队里一杀猪,男女老少吃完就集体拉肚子。平时没肉吃,肠胃已经适应不了荤腥了。”安哥嘿嘿地笑起来,笑声响亮短促,“后来别人老问我,你的摄影集里怎么那么多猪的照片?实在跟猪有感情!”
跟王小波、陈凯歌同属一批去西双版纳的知青,安哥说起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时,会笑到喘不过气,“那里的猪就跟他写的一模一样,猪好瘦啊!根本就养不胖。”
远在云南边陲勐龙的安哥,是从有猪还是没猪来感受邓的出山和下台的。
1974年邓小平出山以后,开始允许私人养猪。那个时候,安哥所在的生产队也能一周杀一次猪了。农民杀了猪,自家可以留一半,另一半,归生产队。
“猪的地位可高了,一家只能养一只,很多人家把猪养在客厅里。结果没多久,邓小平给打倒了,猪就又没了。”
后来安哥拍摄“先富起来的人”,最开始就是拍农村配猪种的。粤东五华县的一位村民,世代经营猪种,不会种田,穷得家徒四壁,老婆领着孩子跑回了娘家。等到农村允许私人养猪的时候,一下子成了全村艳羡的富户。在安哥的镜头里,富起来的配猪人蹲在新买的沙发上,笑得眉眼都找不着了。
母亲唱起了《东方红》 小时候的安哥,是个爱哭的孩子,一旦拧开“水龙头”,不哭个一两个小时,绝不罢休。父母被打成右派后,流放到海南岛农场劳动,北京的家里只剩下三个孩子和一个保姆。被父亲评价为“性格太弱”的安哥,成了一家之长,那一年,安哥十岁。
“已经开始有点懂事了,知道看大字报,也知道家里出事了。那种从高处掉下来的感觉……”
安哥的母亲在海南岛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和水肿病,被批准调回北京郊区农场喂猪,探家的时候,发现安哥睡梦中都在哭泣。安哥告诉母亲,从干部子弟小学转到普通小学以后,经常受同学的欺侮。母亲抹着眼泪说,“把我们打成右派分子,就是当成了敌我矛盾,有个叫王实味的作家就是这样被冤死的。如果我死了,你是长子,要照顾好两个弟弟。”
安哥的母亲没有冤死在文革中,但是由于长期生活在恐惧和冤屈里,她情绪从抑郁到失常,染了一身沉疾。最后瘫痪在床,长达十年。
“她失语、失明,但头脑清醒。给她平反的时候,她哭着唱起了没有词的《东方红》和《国际歌》。”
来探望的人对安哥说:“你妈的嗓子真好。”
平反是邓小平时代里的另一件大事。对于任何一个曾遭分散、伤害和摧残的家庭来说,这样的平反,虽然来得太晚,但,毕竟是来了。
回城以后
1975年,安哥回到了当时父母下放所在地广州,当上了一名机修工人。在西双版纳一到雨季就发霉的相机和胶卷,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1979年是文革后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安哥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复办,在他老师的推荐下,32岁的机修工安哥“走后门”入了摄影记者这一行。
那时候拍新闻,用安哥的话说,尽是拍些“大楼、桥梁、握手、联欢……”,但安哥悄悄地把镜头对向了自己所感知的人和生活:下班后匆匆去夜校上课的回城知青;见了熟人就往柜台下藏的个体户小姑娘;满脸褶子了才凑合结婚的大龄青年……这些照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能发表,直到三五年后方才面世。也是这一批照片,让有相同经历的观者,一观笑,二观叹,三观泪眼欲垂。
安哥自己这样诠释镜头下的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人,生命力还挺强,永远在死死地咬住生活。搏文凭、带孩子、穷打扮、努力上进,还拍照片。拍我们与命运搏斗,抢回青春、抢回爱情、抢回生的权利、抢回知的权利……”
1980年代初,安哥跟几个朋友业余在广州图书馆、广州画院租场子放幻灯,安哥的照片一打出来,围观的老百姓炸了锅,有笑的,有鼓掌的,有吹口哨的。观众的反应让安哥坚定了继续用这样纪实的态度拍下去,不炫技,不夸张,只是“把世事告诉市井小民”。
中国第一次选美
摄影是一种表达方式,对一个痴迷摄影的人来说,所谓好的时代,不能少了表达的自由空间。而安哥所在的南方,正是中国开放程度与自由尺度最得风气之先的地方。
1985年,广州市团委策划了一次选美比赛,名为“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也是1949年后的第一场选美。为了保证“心灵美”,初赛的550多名俊男靓女必须经过严格的笔试,内容包括数、理、化、时政、文学、地理等等,简直有点像高考。随后是才艺展示,众美吹拉弹唱各显神通,有位姑娘还现场走起了猫步。
猫步女郎的图片,在中新社引起了争议。主编明确告诉安哥:这样的图片,我们不能发。
安哥不甘心,拿着照片去找了当时新来的社长,再三恳请,“咱就发这一张,试试,行不?”
照片发出去了。第二天,香港有7家报纸予以采用并刊发在头版。海外的人们从选美姑娘的步态、服饰上,窥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气息和风貌。美联社、路透社等国际通讯社,也纷纷要求中新社继续供图。中国的第一家合资酒店——中国大酒店得到消息,立即表示赞助选美,当时内地的第一位公关小姐常玉萍,还专门从香港请来美容师免费为选手化妆造型。
海外媒体情绪饱满的同时,国内争议声也渐起。有些老百姓议论说,“选美?选出来做什么呀?嫁给谁呀?当初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不是也搞选美吗?”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去了。
1985年元宵夜,经主办单位多方努力,“羊城青春美大赛”决赛如期进行,现场来了一大帮境外记者。但广州当时没有传真机,这些“老外”记者拍完才发现,根本没法及时把照片发回去。
而安哥作为选美的全程跟踪者,早已把所有参赛选手的照片和资料,提前传了出去。第二天,《南华早报》、《读卖新闻》、《亚洲周刊》等30多家境外报刊无一例外地发了安哥拍摄的图片,使用量达到300多张次。中新社的这一次“试试”,大获全胜。
这次选美是中国人观念上的一次突破,也是安哥在新闻尺度上的一次突破。直到现在,安哥念叨起当年的细节,还是津津乐道。
爱笑的安哥
安哥在业内一直有着上佳的口碑,即使是理念完全不同的前卫摄影家,提起安哥来也都说他是个“老好人,老前辈”。
安哥笑自己老实,“一辈子了,没骗过谁,没争过啥,到退休了还是个科级,乐观知命”。
已过了知天命年纪的安哥说,不但参透了个人的命运,也解悟了中国的国运。他在《生活在邓小平时代》的后记里这样写道:“百年来,中国在战争、革命和政治运动的苦熬中行进,这是民族历史的必然。这命运使我们的思想长期在那好人坏人、以及恩恩怨怨的怪圈纠缠,太辛苦了。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有了机会,可以跳出怪圈来看世界。”
“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积重难返’。要不是改革开放,当时的中国经济可能真要崩溃了。那几年我拍了很多在海峡里练长距离游泳的人、练自由搏击的人。说穿了,当时很多人练这些是为了偷渡,到海的那边寻找富裕的生活。”安哥评价及时挽狂澜于既倒的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苦难的历练,给了安哥一双锐利的双眼,一双“幽默而含泪”的眼。
除了摄影作品里充满着诙谐的细节,安哥自己也常常是话未出口先闻笑。而在文革里,为了入团,白天背粪桶背到屎尿浃背,晚上要母亲交代反革命言行,直到母子俩抱头痛哭。
用安哥自己的话说,“我已经不会哭了。”“我更看重的,是生活的智慧。”
而他的笑,也格外与众不同。笑的同时,脸上还会有哭的表情:眼角向下耷拉,眉间皱起来。光看眉眼,以为他在发愁,要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合不拢的嘴巴,才知道他是真的在笑。
他曾在边境搜缴金三角一带入境的残匪;他曾为同学和知青朋友的尸体守夜;他曾因工伤被割断手筋、脚筋……只有后来的二十年,他得以娶妻生女、休养生息。现在,他可以安静地坐在自己家的工作间里,拉上窗帘,摆弄心爱的底片。有朋友打电话来,就对着话筒迸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
安哥简历
1947年生。幼年在北京生活。文革中在西双版纳插队7年。1979年,在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任摄影记者。二十多年来,始终以镜头记录南中国的社会巨变。2000年,出版个人摄影集《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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