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引言
以语音为主体的汉语历史方言的研究是伴随着对清儒古音学的批判而出现的。自上世纪初至今，通过历史文献的考察，许多地区某一特定时代方音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涌现了一批论著，如汪启明（１９９８）、赵彤（２００６）、黄淬伯（１９９８）、李范文（１９９４）、刘X南（１９９９）、高永安（２００７）等等。地处西南的巴蜀大地，其古代方音研究尽管没有出现专著，但对它的研究一点也不亚于齐鲁吴闽。罗常培、周祖谟（１９５８）最先利用汉代蜀人韵文考巴蜀方音。之后丁邦新（１９７５）、鲁国尧（１９８０）、唐作藩（１９８０）、黄尚军（１９９５）、赵振铎和黄峰（１９９８）、李文泽（２０００）都在学术著作或论文中讨论古代四川方音。刘X南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对宋代四川方音作专题研究，已发表了一组系列论文。另外，还有崔荣昌（１９８５、１９９６）有关现代四川方言形成历史的研究论著。与楚、齐鲁方音研究偏重上古，吴、闽偏于近代相较，巴蜀方言史的情况略显特殊。综观已有的研究，迄今四川方言史可以概述为两个研究领域。一是通过古代丅文献对历史上四川方言作考古式的发掘与描述，目前已经考明由秦汉而下及宋代，四川方言基本上一脉相承。特别是利用宋代丅文献来考察宋代四川方言，不但考明宋人称四川方言为“西语”，确定它为西部方言的代表，还发掘出该时段方言大量声、韵、调特征和某些特色方言词，对宋代四川方言的描述已经初具规模。（刘X南２００９）从研究思路来看，这可以看作是历史语言学“前瞻”式的研究。与此对应，另一领域即可称为“回顾”式的研究。〔２〕对四川方言作回顾式的研究，是指方言历史地理学者从现代回溯历史，通过近代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大致描绘了现代四川方言形成的复杂历程，将现代四川方言形成的历史上溯到了元代（崔荣昌１９８５、１９９６），元代以前则情况不明。两个领域，各有侧重，相对独立。前瞻式研究概述秦汉以下止于宋，似可目为古代四川方言的研究（宋代是由中古向近代的过渡时段，可称为近古）。这个时段，宋代不但是最后阶段，而且因为文献语料最为丰富，也研究得最为充分，故从上古到近古一段可以拿宋代作代表。回顾式研究立足于现代上溯于元，似可看作近现代四川方言史的研究，现代四川方言就是这一时段发展的后续形态。综合两个研究领域，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前瞻”式研究的终点与“回顾”式探寻的上限，居然均以宋代为界分离开。宋代俨然成为四川方言的古代（含近古）与近现代历时联系的分界之处。同一地域方言在两个不同时段出现了区隔，这意味着什么？宋代四川方言与现代四川方言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下面的论述中，为了称说的方便，我们将从上古至宋代这一段称为古代巴蜀方言，元代以下至现代这一段称为近现代四川方言，即西南官话。我们将从词汇与语音两个方面考察现代四川方言与巴蜀方言的关系。
２ 古巴蜀方言特色词语的萎缩与消亡
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四川的西南官话对于古巴蜀方言词的继承非常之少。蒋宗福（２００１：２０）立足于现代作“词语考源”，重在说明现代四川方言词语的历史来源，而不考虑它是否承自古代的巴蜀方言还是通语或官话。……
３ 古巴蜀方音与现代四川方音的比较
词汇如此，语音的情况怎么样？近几年来，我们从宋人文集、笔记、诗话、注疏和诗歌用韵等文献语料考求宋代四川方音，参考前辈学者的论著，得宋代四川方音声、韵、调特征计２２条（刘晓南２００９），已经具备了进行历时比较的条件。我们选取两个现代四川方音系统材料作为比较的依据，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四川方言调查工作指导组领导下，对全省方言普遍调查之后，由四川大学方言调查组编写的《四川方言音系》（１９６０）；另一个是以１９４０年前中研院的四川方言调查为基础，由杨时逢编写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１９８４）。
比较的结果，宋代四川方音２２条特征中仅“家麻与皆来通押”（详下文）等４条能够与现代对应，其余一概在现代四川方音找不到踪迹。２２比４，数量过于悬殊，古巴蜀方音特征在现代大面积萎缩已成定局。
４条特征中，一条是阴声韵之间的通押，两条是不同韵尾的阳声韵之间的通押，还有一条是阴声韵与阳声韵之间的混押。能够对应，是不是就能够断定它们直接传承于宋代四川方音呢？不妨作一简单分析。下面分三点来谈。
１）阴声韵之间跨部通押：家麻与皆来通押，四川诗韵共２１例，两种表现。
一是家麻杂入皆来４例，若加上与之相类的阴入通押２例，共计６例；一是皆来押入家麻１７例。在宋代通语音中，家麻与皆来两部主元音相近，差别主要在于皆来部有犻尾而家麻部没有。上述两种通押，从语音上来看，第一种家麻杂入皆来，可以看作方言中部分家麻部字读音带有犻韵尾，而皆来杂入家麻则相反，部分皆来部字失落了犻韵尾。与现代四川方音比较，可以古今对应的仅为第一种情况。现代四川西南部的温江、邛崃、灌县、崇庆、双流、新津、乐山、丹稜、峨眉、峨边、眉山、青神、犍为、马边、屏山、宜宾、高县、庆符、长宁、江安、兴文、珙县、南溪、洪雅、泸县、叙永、古蔺、古宋、合江、江津、綦江、盐亭、简阳、雷波等地方言能与之对应。
在这些方言中，假摄精见组：“些邪姐且写野也爷借谢夜”等字读犻韵母；章组：“者社蛇”等字读犲犻韵母。中古麻韵三等字一读犲犻韵，一读犻韵，暗示在老派音中原本有一个韵尾犻。但章组已经表现出瓦解，如在古蔺等地章组麻三字读犲韵母，显然是已丢掉犻尾，向通语靠拢。而在整个四川地区，麻韵精见组字也表现出向读犻犲韵母的发展趋势，绝大多数精见组已读犻犲的地区，往往保留一个“些”字读如犻音，但有些地方如宜宾、雷波部分字有犻犪的白读，又如井研“些”字出现两读犻、犻犲，可见都是在努力向官话靠拢。
由此看来，假摄部分字在现代四川方言中读犻、犲犻韵母，可目为陈年残迹。以乐山方言为例。四川乐山在宋代名为龙游，是嘉州府治所在，与眉州、汉州等同属成都府路。现代乐山方言分老派、新派。其老派音中无论市区还是沙湾区都有麻韵三等正齿音字读犲犻韵母，精见组字读犻的现象，与蟹摄部分字同韵母。（赖先刚２０００：１２、５２）如：
假摄老派音：车蛇扯射舍犲犻
爹爷姐借谢犻
蟹摄部分音：堆推队退废寐犲犻
蔽敝祭例际帝犻
按乐山老派音，假蟹二摄自可协韵，新派读音“车”等字读为犲，“爹”等字读犻犲，不读犻或无犻尾，当然不协。对照前文所说的发展趋势，我们推断乐山老派音应当就是中古四川西部方音在现代的孑遗。说明宋代巴蜀方音的这个语音特点残存在老派读音中，表现出的是萎缩的趋势。
我们再看一看地域分布，也是非常有趣的。宋代家麻部字押入皆来部的６例的作者６人，其里籍，属成都府路４位，即程公许眉州（今眉山县）人，高斯得卭州（今邛崃县）人，牟巘仙井监（今仁寿县）人，释道印汉州（今广汉市）人；潼川府路２位：释惟一资州（今资中市）人，释居简梓州（今三台县）人，若将该六个地方以圆弧线条圈拢来，可以看到一个位于成都以西的大部分地区。从已有的韵例来看，完全可以确定该种特韵主要出于四川西部。而现代与之相对应的地域亦限于川西的温江、乐山、宜宾、泸州等地区。但如果将现代这个分布地域与宋代地域连线的大圈相较，却有了明显的差异。与宋代对照，当时存在着此种语音六个地点中，今仅眉山、邛崃犹存此种语音，而其东部之广汉、仁寿、资中、三台境已无此种语音，这似乎亦可以说明其分布也是由东向西退却而萎缩的。
２）阴声韵与阳声韵通押，仅有３例，更为零碎，也有两种表现。
一是阳声韵“关、上”两字杂押入阴声韵家麻，据目前所见，此种通押在宋代只见于巴蜀方音，且亦仅此两例。从音理上讲，个别阳声韵字押入阴声韵应当是反映了它们鼻尾弱化或消失的方言异读。现代四川的西南官话中有一些地方可以与之对应，如“关”等字，在眉山、峨眉、阆中、天全、泸山等读鼻化韵；“上”字，荣县、屏山等地方言中无犪这一鼻尾韵，“上”等字读为半鼻音犪状，（甄尚灵１９８３）这些读音可以与家麻韵形成音近通押。不过，音近通押的随意性很大，另外，宋代诗人们混押仅仅是个别例字，而现代四川方言中的鼻尾弱化是古咸、山两摄或江宕两摄的全体表现，这个对应并未密合。所以，我们认可它们之间虽有古今对应，但犹存瑕疵，无法确证现代四川方音鼻尾弱化直接来自宋代。
一是阴声韵字“亩”押东钟部的１例，见于李新四言诗《祭先农》第２韵段，原文：“载耒与耜，昕及南亩叶。穜稑薿薿，以布以种。”（《全宋诗》第２１册第１４１４７页）作者在“亩”下注“叶”字，表示其用韵性质与一般不同。宋人作诗用“叶”有音近合韵的可能，但阴声韵“亩”与阳声韵东钟部从通语的立场看，不为音近，无法合韵。“亩”字是流摄明母字，现代四川西南官话中，存在着流摄部分字读为鼻韵尾的现象，如：“某茂浮”在成都、荣县，五通桥、自贡等地韵母都为“狅”（李国正１９８４），峨嵋音系中，“蒙谋”、“猛某亩”、“梦茂贸”三组字声、韵均为muoŋ，仅声调不同。（陈绍龄、郝锡炯１９５９：３２）杨时逢（１９８４）则将这些字的读音统统记为moŋ。如此说来，按今成都地区眉山、雅安、汉源、成都、峨眉等地方音，则阴声“亩”韵母为-oŋ或-uoŋ，正可协东钟。李新属成都府路人，其用韵恰与现代成都及其周边地区方言语音相一致，这应当不是一种巧合。
３）不同韵尾的阳声韵之间的通押：真文（含庚青）与侵寻、监廉与寒先的两种混押。
这两种通押情况与前两种不同，前两种方音现象可以看作少数字甚至是个别字的零星混押，不涉及音类大分合，而阳声韵尾的合并却是涉及音系差异的方音现象。这两条语音特征可以概述为，在主元音相同或接近条件下,-m尾与-n（-ŋ）间的混并。阳声韵尾的-m混入-n尾，这个语音特征在宋代通语中不见，只见于江浙、湖南、福建以及四川等方言地区，故目为方音现象。但仅仅过了约三、四百年，在明代官话中就发生了侵寻并入真文、监廉并入寒先的音变，致使近代语音史上-m尾全面消失。所以-m尾并入-n尾既是宋代某些方言的方音现象，又是明代官话的普遍现象。现代四川西南官话中的-m尾并入-n尾，既与宋代四川方音相对应，又与明代官话吻合，这就不好看作一定是直接来自宋代的方音，从它同属于官话系统来看，现代四川方音的犿尾消失更有可能来自近代官话演变。
根据上文分析，现代四川方音与宋代对应的４条特征，恐怕还不能说全部直接传承自宋代四川方音。能够大致确定传承自宋代的仅有“皆来少数字杂入家麻”和“个别流摄唇音字押东钟”两点，这无疑是零碎的现象。而表现出大规模音变的-m尾并入-n尾，却很难确定为直承自宋代四川方音。
从上可见，方音特征与特色词的留存状况何其相似乃尔！２２条古巴蜀方音特征仅４条现代可以对应，本来就很少，大致可以确定来自于古巴蜀方音的特征更少，仅２条“孑遗”残存。比较一下宋代福建方音，９大方音特点全部都能与现代闽方言语音对应，且其分布和表现古今完全相同或近似，仅有少量的变异，因而可以确定从宋代到现代闽音是一脉相承的。（刘晓南１９９９：１６８－２１０）而四川则宋代的方
音特征的主体部分在现代找不到对应关系，仅有的２条，虽然古今语音表现相同或相近，但所含字少、零散，可目为小面积、不规则的残存，从总体来看，这正是古方音大规模萎缩的表现，毫无疑问，宋代巴蜀方音也与那些方言特色词语一样，在现代四川方言中大面积消失了。
４ 文史语言学的提示
从文献中考出的宋代四川方言现象，恰似“落花流水春去也”，绝大部分在现代四川方言中消失。从语言本体来看，宋代巴蜀方言无法跟现代接轨，显示出四川方言的宋代与现代两个时段有不同体系的可能……张永言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指出该书“揭示了巴蜀语言文化本身及其与华夏语言文化的融合过程，阐明了四川方言的形成与历史上中华民族几次大移民的关系以及兄弟民族之间的交往对四川境内语言的影响”。他在书中说：“元末明初和清朝前期的两次大移民对四川方言的形成有直接、深远的影响。这些移民‘著籍既久，立家庙、修会馆、冠婚丧祭、衣服、饮食、语言、日用，皆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迁也’（《广安州新志·户口》），从而造成了今天四川省以官话为主，同时还有湘方言、客方言和闽方言等诸汉语方言长期并存的复杂局面。”（崔荣昌１９９６：４６）这无异于是说，现代四川的西南官话是近代移民带来的，时代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为什么不提更早一点的宋代？
崔荣昌（１９８５）指出宋以前的移民史“都不能解答今天的四川方言是怎么形成的问题”，而“对四川人口来源有深远影响的还是元末明初和清朝前期的两次移民活动”。
据历史记载，南宋末年，改朝换代，外族入主，逐鹿中原，天下板荡，川中尤甚。当蒙古军队横扫中原、进攻四川之时，遇到当地军民顽强抵抗。川民出于对本族政权的忠诚，利用高山大川作最后的抵抗，故而争夺川中战事旷日持久。从宋理宗宝庆三年（１２２７）蒙古军攻占四川关外诸州，直到宋帝昺二年（１２７９）南宋灭亡，四川军民抗击蒙元军队的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战事惨烈而持久，户口锐减。据崔荣昌（１９９６）提供的资料，“四川的一些县志对当时户口耗损的情况有翔实记载”（崔荣昌１９９６：３９），如“民国１９年《名山县新志》说：‘元代名山惨遭杀戮，死亡转徙，县中古户，几无孑遗。’民国３０年《汉源县志》也说：‘宋代遗民惨遭杀戮，或徙或逃，无复存者’。”（崔荣昌１９９６：４０）“元代士大夫虞集回顾南宋后期四川战事：‘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吴松弟２０００：５４８），可见一是长期的争战杀戮，二是避乱外迁，三是被虏掠为奴，使得“南宋末四川人口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吴松弟２０００：５４９）天府之国终形凋弊，十室九空。尽管元代开始向四川移民，人口有所回升，但“由于原来人口基数过低，元代的移民对四川广阔区域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因此，四川人口的大发展和全面开发还有待于明清的大移民”（吴松弟２０００：５５１），这就是后来的“湖广填四川”运动。由元代而明清，随着历代各地移民而来的是异地风俗与方言，元人揭奚斯回忆这一段历史说：“惟蜀与宋终始”，“民心固结，故国朝用兵积数十年乃克有定”。国朝当然是指元朝，数十年对蜀用兵，造成这样的结果：“土著之姓十亡八七，五方之俗更为宾主”。〔５〕
揭奚斯这段话可以告诉我们，伴随“土著”消亡、异俗入主而来的必定是原四川方言趋于消失，逐渐被新的方言取代。反映了宋末以后，蜀中人口的大异动，带来巨大的方言更替的社会变革。可以说，宋之后“原住民”锐减，元以后及明清的大移民，使四川风俗大变，蜀之原有方言传统中断，于是，近代四川方言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巨大断层。这恐怕就是现代四川方言词汇中罕见古巴蜀方言词以及现代方音不能对应于宋代文献所反映古巴蜀方音特征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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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9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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