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七个不同省份的十多名来京上访者反映,近年来,他们遭遇到一家保安公司的非法拘禁。
这些人的遭遇相似,在突然被一群身着“特勤”标志的人带上车后,手机和身份证遭没收,然后被带到隐秘地点关押,直至被属地官员接走,或被“特勤”人员押回家乡。
许多被关押者获得自由后,仍不知道自己被关押的地点。少数人通过路牌等印象重新找到这些地方。它们散落在北京城各处,环境脏乱、安保严密,被关押者不仅行动、生活不便,内心的恐惧犹胜生活条件的艰苦。
系列被关押事件均指向北京市一家保安服务型企业: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安元鼎)。这群身穿深蓝色制服、戴“特警”帽、胸牌印有“特勤”二字的人,其实是安元鼎的保安。
有访民获得自由后报警,但安元鼎依然无恙,业务照旧。其2008年年检资料显示,当年的营业收入高达2100.42万元。其主要业务之一即是帮助各地政府拦截上访者,业务范围甚至已进入上海、成都等地。
在各地维稳、打击信访的高压态势下,相关保安公司的“非常业务”如鱼得水。在高度的社会分工下催生出的专业截访公司,成为“黑宾馆”之外又一“黑色”的现实存在。它们建立在对法治与人权的践踏之上,成为畸形需求下的畸形产物。
涉嫌“非法拘禁”
通过重获自由的信访者们,目前已知安元鼎的关押地点至少有三处,一处在北京南三环和南四环之间的成寿寺路;一处位于南城更偏僻的一个村庄内的废旧仓库,“高墙、大铁门”;其总部则在北京朝阳区南四环红寺桥附近。而更多地点过于隐秘,无从寻找。
江苏访民王勤通过826路公交站牌,发现自己在成寿寺路一家数码店对面。这里临街只有一米宽的铁皮门,右上角有个白色门铃按钮,毫不起眼。
站在附近高层建筑上可见,从铁皮门进去是只容一人行走的小巷,前行五六米右转即为关押点。“特勤”人员把守着另一出口,既不让外人进入,也不让里面的人出来。
2010年1月12日,陕西访民简顺利因上访被渭南驻京人员接到一家小旅馆住宿,天将黑时被送上一辆车身有“安元鼎护送”字样的大巴,驻京人员并没有上车。他被送到安元鼎公司位于红寺桥附近的总部后接受安检,手机被没收,然后被关押两天。
在被关押期间,简顺利遇到了湖南访民刘南征、刘顺祥,他们通过观察窗外的铁路、化工厂油罐和路牌确认了地点。
另外,不少访民是从北京丰台区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被带到关押点。这家由北京市民政局直接管理的接济服务中心,保安业务同样由安元鼎承揽。
刘南征说,在被关押期间,“特勤”人员非常严苛,“不让我们随意走动,不允许我们在走廊里,否则就遭呵斥。”
许多被关押者反映里面的住宿、卫生条件极差。他们一般睡折叠床,两张床拼起来可以睡三个人,“地面上有水,被子潮湿……”刘顺祥说。
关押地点管理各异,有的内部有商店,价格比外面要高。一位已经离开的“特勤”证实,没有商店的地方,由“特勤”代为购买,被关押者还要交路费。部分关押点会允许“听话”的人打电话回家报平安,但“特勤”在一边不许乱说话。打完电话,手机会再被没收。
“不听话”的访民则会被重点关押。黑龙江访民赵桂荣称,因为伙食问题和其他访民发生纠纷后,她被转移到另一处关押点。如果“不听话”会被关在一个单间里,“里面全是男的,就我一个女的,我下跪求他们不要把我关在里面。”
这个关押点的一位“特勤”说,要是不听话,男的就揍一顿,但“看不出来伤”。这些被重点关押的访民,上厕所也必须先请示。赵桂荣见过一对父女试图爬墙外逃却被发现。
据《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安元鼎的行为已涉嫌“非法拘禁”。
有访民在获得自由后曾报警。据一位已离职的“特勤”透露,曾有警察去查看过安元鼎,但最后却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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