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安金溪刘祝氏送五子从军抗日 ...

山水如画

蓬安金溪刘祝氏送五子从军抗日

                                                  王昌华 口述 唐承典整理

    我家世居蓬安金溪大石桥街,先辈开酿酒房和榨油坊,商号“王复兴”,由于经营有方,生意兴隆,在当地小有名气。我的邻居刘从周,小时家境清贫,投在我家当学徒,学习榨油、酿酒和经商管理。他做事机谨,对人和蔼,深得我父亲的器重,学徒期满,我家支持他开业自做生意，成年时刘从周与祝姓姑娘结婚,生育八子一女。因生意旺盛,家道富裕,便广置产业。长期以来,王刘两家互助互敬,相处十分融洽,亲如一家。

     民国21年(1932年),刘从周不幸病逝,50岁的遗孀刘祝氏撑持家业,由于经营不善，生意萧条,兼之长子刘人俊、三子刘庸、四子刘笃染上社会恶习一烧大烟(鸦片烟)、赌钱,不务正业,经济渐趋紧迫,刘祝氏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百思不得其策。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芦沟桥”挑起事端,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强占我东三省后,又向北平(北京)进犯。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奋起抗日。时年,刘祝氏的第六子刘蕃,正在校读初中,自愿报名参加学校的“抗日救国宣传队”,深入各场镇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刘祝氏深受影响,对日寇的残暴罪行,咬牙痛恨。当我伯父王彝(又名王伯伦,当时任蓬安县教育局局长)，于民国27年(1938年)春回家时,刘祝氏便对我伯父说“大伯,我的几个儿子不务正业,祖辈遗下的家业,快被他们败光,我实莫法管教,现在日本鬼子侵略我们,政府号召抗日救国,我想把他们送去当兵,一可打日本鬼子保卫国家,二是军队里可把他们锻炼成为好人,将来才能保住这点产业,不知政府收不收?”我伯父当即回答说:“好!你的想法为国,为家都有利,我帮你说说看,请政府收下你的儿子当兵”。伯父及时去会蒲益投区长,说刘祝氏要送子当兵的事情。区长说:“现在拉都拉不到,哪里还会不收呢!”伯父说:“刘人俊、刘庸两人有点烟瘟,行吗?”区长说:“让他们到部队里去戒嘛”。伯父回来说明情况,刘祝氏把儿子叫到身边,动员他们从军抗日救国。长子刘人俊,年近三十,川大修业,对抗日有一定认识,三子刘庸年满25岁,四子刘笃年23岁,他们都读过初中,受过爱国主义教育。因有恶习,受人轻视,兼之经济拮据,生活维艰,都愿意从军抗日,为国尽忠。六子刘蕃,时年19岁,初中刚毕业,也主动要求从军。一切准备工作妥当后,蒲益投区长对唐彦文保长说:“你们保里,刘祝氏送四个儿子参军,地方上要热烈欢送,入伍那天,要鸣锣通知,全保居民铺户,人人到齐,敲锣打鼓,欢送刘祝氏的四个儿子参军,让老太婆佩戴红花,作为典范来推动征兵工作”。民国27年二月初四(1938年3月5日),新兵人伍了,这天街上各居民铺户,男女老少,衣着整洁,好像过年一样。上午8时许,锣鼓震天,鞭炮齐鸣,人们簇拥着刘老太婆送子参军。只见她身佩大红花,满面春风,神采奕奕的走在前面,身后是刘人俊、刘庸、刘笃、刘蕃4个儿子,他们衣着整齐,胸戴鲜花,精神抖擞,昂首阔步,面带微笑,向送行的亲人致意。到了区署门前,区乡头头，早已站在门前迎接。同年6月,刘祝氏的第七子刘伦(又名刘晏林)17岁,高小毕业,先考初中未取,就去报考学兵队,被学兵队录取(当时学兵队在蓬安县设有招办,校址在富顺县),受训后提为排长。从此刘祝氏送五子从军的事,被人们传为佳话,并引起了地方的重视,把这件事逐级上报。民国27年8月27日，正值逢场,蓬安县政府派人敲锣打鼓,送来泥金底,兰色字,长约六尺余的大匾一块,上系彩红一条,金溪区乡两级政府,抬着两竿鞭炮,在码头上迎接。一路上,围观者人山人海，鞭炮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光灿灿的金匾,端端正正挂在刘祝氏门的上方,匾的上款是:“为孀妇刘祝氏乐送五子从军特授”,中间是:“忠孝之门"4个大字,下款是:“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刘祝氏老太婆在解放前去世,长子刘人俊在部队提为团长,于1949年随国民党到了台湾,从此没有音信。三子刘庸于1948年退伍回家做小生意,后下放在农村(金溪灰包粱村),1959 年病逝。四子刘笃退伍后,1951年去重庆绢纺厂当工人,现不知情况。六子刘蕃在民国33年(1944年)与日寇作战,死在缅甸战场(云南省边境)。七子刘伦1948年退伍回家,曾在金溪仓库(粮站)作临时工,因翻仓晒粮,不慎跌伤,1952年病死。“忠孝之门”这块匾于 1949年11月的一天晚上,由刘庸和刘笃把它取下来烧了,我问“为什么要把它烧了?”他们说:“现在共产党管事,留着它怕招来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