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难求
最近,林卉平生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担心——自己的工作可能干不长久了。
她是青岛一家普惠幼儿园的老师,今年以来,幼儿园开始招不到学生了,“从三月就开始招生,要招七个班,现在连三个班都没招齐,直接多出四个班的老师”。例会上,幼儿园园长焦虑了:“说不定有一天我们都要失业。”那天过后,林卉越想越觉得恐慌。
29岁的林卉算得上是老员工,她工龄超过七年,升至教研组长岗位。哪怕按照末位淘汰,她也是比较安全的位置,但不安的情绪难以抑制,“因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这样的情况,对于幼儿园来说也是第一次。这家幼儿园多年没涨过价,即使如此,往年六月底就完成的招生工作,今年还有一半空缺。
林卉记得,前几年是不愁招生的,每间教室都至少有30个孩子,后续还会不断有新生入学,“多到教育局都说没关系,一个班可以再加5个名额”。老师们也没有招生的概念,直接坐在学校里等,就会有很多家长踏破门槛来报名。
那时,家长动作慢了就报不上,为了公平,还得用电脑抽签分配学位。一度有家长不满,把校门口的铁门推倒,喊话要园长出来给个说法:“我们就要上你的幼儿园。”短短两三年后,幼儿园就从“一位难求”变成了“一孩难求”。
数据也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据青岛晚报,2020年,青岛幼儿园小班实际入园总人数12.5万人,比2019年增加3.05万人。2021年入园人数开始下降,降至10.01万人,2022年又降低到8.73万人。按照初步摸排的招生数字,预计今年小班入园人数比去年还会有所下降。
这两年,一些幼儿园变得越来越空旷。林卉所在的幼儿园有三栋楼,还带一个小操场,宽敞曾是幼儿园的绝佳优势。前年开始,教室逐渐坐不满了。去年,直接有一栋楼空了。为了提高学校资源的利用,吸引更多学生家长,园里重开了特色课。原本,这种放学后的补课并不被允许,但随着招不到孩子,特色课又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布当地的幼儿园。
▲幼儿园教室。图/视觉中国
最焦虑的时候,林卉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幼儿园教师有一天真的会面临失业吗?”她收到了三百多条回复,不少人说起没生源、招生难,回帖IP遍布全国各地。
孩子的确少了。据国家统计局,2011-2015年,中国年出生人口数均在1600万之上。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出生人口升至1786万人。2017年的出生人口稳定在1723万人。此后开始下降。2018年到2022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523万人、1465万人、1200万、1062万、956万。
幼儿入园年龄是3到6岁,这意味着,2019年、2020年是上幼儿园最难的时候,此后入园人数便开始减少,到现在,已经骤减近三分之一。社交媒体上,2021年还有关于入园难的讨论,此后便逐渐消失。
前几年孩子多,为了缓解入园难的问题,幼儿园也越建越多。2019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政府继续加大扶持力度,鼓励社会力量办园,许多小区修建起了配套幼儿园。
林卉所在的幼儿园地处几个大型社区中间,到城区中心地带只需开车10分钟。几年前,整个片区只有这一家幼儿园,最近两三年,一些周边小区也修起幼儿园,分流了不少孩子。只是,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形势骤变,一些幼儿园还没体验到热闹,就开始招不到学生了。
首先受冲击的是民办幼儿园。宋蓝在四川资阳一家私立幼儿园,今年的新生只招到20个孩子,不到一个班,但招生任务是三个班。宋蓝记得,招不到孩子的境况,2021年就出现了。那年只招到一个班,多出来六个老师。后来,因为房租涨价,幼儿园搬到了更便宜的位置。
在上海一家双语幼儿园工作的李君,最早感受到压力,是在去年春天。“当时园长专门开了会,讲到招生竞争很激烈,让我们努力配合好。”
从那时起,招生成为了老师们另一项重点工作。几乎每隔一周,幼儿园就要举办亲子活动吸引家长。招生奖励金额提高了,鼓动家长们互相推荐,每成功介绍一个孩子入学,就给予相应优惠。他们也招收一些特殊孩子,只要家长送过来,自闭症、多动症患儿都接收。
目前,李君所在的幼儿园生源还保持稳定,但园长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制订了更高的工作标准,比如一周至少联系家长一次。如果孩子生病请假,必须每天都进行问候。
就连公办幼儿园,也开始招不到足够的学生了。49岁的方捷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公办园,今年原本要招五个小班,也只招到三个。她们实行电脑报名,按地段分配,系统上可以看到,的确没有多余的孩子了。往年还会有许多找关系进来的孩子,今年一个也没有。当幼教三十多年,她觉得今年招生是“断崖”的一年。
迷茫的幼教专业学生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人口下降往往造成连锁反应。招不到生,不只在幼儿园,在高等院校,报考学前教育的学生,都在逐年递减。王珂曾在上海一所大专院校教授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从2019年入职,到2021年离职,一开始要教十几个班的学生,此后每年减少几个班。学校也开始着急,疫情期间都在举办直播招生宣讲,老师们也被要求加入招生宣讲工作。
报考人数减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幼教职业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就业越来越难。
印雪是今年的应届学前教育毕业生,去年她报考南京主城区幼儿园,招8个人,报名人数在800人左右,她没有考上。临近毕业,她决定先去幼儿园上班,明年继续考编。再考不上,就考虑转行了。
四年前的夏天,填报志愿时,亲戚家不少小孩刚上幼儿园,家里人都觉得,学前教育未来就业广阔。现在回想,那年正是放开二胎后,第一波孩子入学的光景。
▲幼儿园老师带孩子们上课。图/视觉中国
但学成毕业后,情况急转直下。找工作也不容易,她把地点圈在南京,投了十几家大大小小的幼儿园,得到的回复几乎都是“看情况”。要看今年的招生情况,再决定招不招老师。招生会持续到八月,意味着她也只能等待。但回想前年实习,年初二月,幼儿园就已经确定了招聘名额。
对尚未踏出校门的学生而言,学前教育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落幕了。五年前专科毕业的陈悠,在幼儿园工作一年之后去读了学前教育专业的硕士,去年毕业,一直在备考编制。原本她希望提升学历来拓宽自己的选择,但她读书的速度赶不上环境的变化。
她一边做兼职一边备考,每天花4个小时辅导学生做作业,能赚100块钱,作为脱产备考的生活费用。在原本的设想中,读完硕士进入编制,是理所当然的一条路,但几年后,这条路似乎更窄了。
最初,陈悠计划报考徐州的高职高专,但不少学校招聘要求已经提高到博士。去年,因为疫情,她错过了几轮考试,考了几个高校行政岗位也没有下文。今年,她想考徐州的学前教育教师编,去年招了30个人。等到今年五月出通告,多个区的招聘人数直接降为0。
陈悠报了一切能报的岗位,徐州的社工岗、家乡的备案制岗位,甚至是幼儿园代课老师。目前只有“备案制”进了面试,“连代课老师都有几百个人报名”。在她的理解中,“备案制”夹在编制和合同制中间,“只能说裁员先裁合同制,但也比不上编制有保障”。家乡的备案制也签合同,三五年一签,她还是害怕,35岁会不会就没有工作了?
有些人早早就认清了形势。西安读大三的崔景,经历实习后,坚定了不去幼儿园的想法。实习工资只有一千多,她打听得知转正后也只有三千多。对于薪资,“大一大家还不太敏感,到了大二,大部分人就知道真实情况,感觉像一盆凉水浇下来,完全接受不了”。
工资低,女孩们只能精心安排这笔钱的用途。林小雨在福州读大二,她的实习工资高达2500元,“算是同学们中最高的”,不少同学每个月只能拿一千多块钱工资。
学校提供的单身公寓,1000块钱,给4个人住,还要自己再买床。林小雨和三个室友决定自己找房。配置合适的两居室,房租要1800块,每个人每月要多付200块钱。“太贵了”,有人不同意。几个人只能顶着40度高温继续找房。后来租到了“低配版”,1400块,一个房间隔出来两个卧室。隔板上方留出缝隙,就能共用一个空调。晚上林小雨睡觉后,除了凉气,隔壁的灯光也能从缝隙透过来,很长一段时间,她把被子盖过头顶入睡。
▲林小雨和同学们租的房子。图/受访者提供
除了忍受低工资,每个人会在实习中,发现学校没有讲解的另一个真实世界。林小雨实习时,有时观察到搭班的老师不按规定做事。原本应该看着孩子午睡,但搭班老师只顾自己玩手机、睡觉。主班老师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她们已经搭配了几年,作为新人,林小雨不敢多言。
短暂的实习经历,也让印雪领悟到了一条重要经验:“面对小孩子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所有的互动尽量在监控下进行,不然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她曾见过一个新老师遭到家长投诉报警,小朋友回家跟父母说老师打他了,调监控才发现,老师只是牵着小朋友的手,让他当队列排头。
需要小心对待的职场关系、需要保持高度专注的工作内容、需要时不时处理的突发事件,让许多学生,在实习阶段,就吃够了幼教的苦头,也让他们早早打消了入行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