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长约900米，横贯广州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过去它经常因“招工难”新闻出现在公众视野。沿途挤满制衣厂老板，他们身上搭着样衣，随手撕下一块纸箱皮，写好需要的工种和工价，就是一块招工牌。制衣工人像潮水一样围过来，问清工序，或是试图将计件工价再抬高一两块。有时聚集的人群太多，送货的面包车和小三轮陷在人流里，城管不得不拿个大喇叭反复播放提醒：“招工两边靠，别挡路中间”。喧闹人声能从早上8点持续至深夜，乃至凌晨。
它像一条流动的运河，源源不断地在制衣业每个环节输送劳动力，与满地金钱。
湖北姑娘陈悦第一次到街上，觉得这就是过年时的春运现场，“人山人海，全部是人头。”一个多月前，她刚到广州，由同乡领着去了招工街，找了份车卫衣袖子和领子的活。结果只干了一天，挣了100来块，封控就来了。
10月23日下午4点多，看到楼下的核酸点突然排起长队,在出租屋里休息的她很是疑惑。在康乐村，遍布各个角落的小作坊式制衣厂基本不查核酸，平日里也没多少人排队。官方消息很快就出来了——10月23日，海珠区发现一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其活动场所涉及城中村、制衣厂，区域核酸筛查中还存在5份异常样本。
城中村的各个出入口都拦上了水马，只进不出。招工街已经迅速冷清下来，两旁的许多餐饮、服装店拉下了卷帘门，街上偶尔有行人走过。到了晚上9点，一位小型制衣厂老板收到社区通知，康乐、鹭江片区内的制衣厂从24日零时开始，停工停产3天。
人们起初在村里还能自由活动，没有太在意。过去三年，村里也开展过几次全民核酸和临时封控，短则三天，长则一周，就恢复如常了。在这之前，康乐村还没有出现过一例阳性。
●2021年3月2日，广州康乐村“招工街”，上千名制衣厂的老板们手持招工牌和样衣，等待着工人们的青睐。东方IC资料图
陈悦也不紧张，只是在看到小超市货架上的泡面全抢光了之后，也跟着买了一些。还囤了点土豆，耐储存。刚搬来康乐村，出租屋里什么都没有，又买了个电热水壶，一个能下点面条的电煮锅。
更多的准备她也做不了了。出租屋里没有冰箱，囤不了物资。所谓厨房，其实也就是一个水槽，铺一张切菜板。
成为制衣工人之前，陈悦进过电子厂，卖过手机，也做过文员。两年前，她开始跟着表姐学习踩电机，裁衣服。她28岁，来自湖北荆门，在她的家乡，家家户户都在做衣服。有几个人的小作坊，也有几十个人的服装工厂，制衣的每道工序在她的家乡铺开，都是一条成熟的流水线。她觉得做衣服比她过去接触的所有工作都要累，坐在缝纫机前，没有十来个小时下不来，但收入也更高些。
陈悦到广州只是觉得，“外面工价应该比家里高”。她希望抓紧时间再干两个月，挣一笔钱回家过年。
招工街上的工人们几乎都抱着同样的想法。他们大多数都是临时工，从早上八点开始等活，干一天活挣一天钱。一位30岁的制衣工人说：“长工只能拿稳定工资，而临工在旺季有议价空间。”他可以因此多挣两三千元，早一点攒够钱回家娶媳妇。
说实在话，陈悦不太喜欢这里的生活。刚到康乐村时，她的第一印象是“人特别多，垃圾遍地都是”。中介带着看房，她得先付二十块看房费。最后选中一个单间，“很小很小”，房租却还要1000元，每月水电费还得另加三度。她不知道原因，但问过其他工人，他们都说，“这里都是这样的。”她接受了。康乐村有自己的运行规则，来到这里，就意味着要接受这一切。
也是在康乐村，她第一次知道还有十几块钱一晚的床位房，一个房间能住十几个人，里面的房客许多是上了年纪，很难找到工作，或者是附近布匹市场里的搬运工，他们不会任何制衣技术，只能卖力气。
这段时间，陈悦有时会想到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这次广州疫情，以康乐鹭江村最为严重。随着管控升级，超市关了，菜市场也关了。到10月底，所有楼栋几乎都要求租客“足不出户”。她和室友好歹有电热水壶、电煮锅，那些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的人怎么办呢，很多人平日不做饭，“可能也没有热水没有碗”。
湖北老板的缝纫机
130平的厂房里第一次彻底安静了下来，听不见一台缝纫机的踩踏声，只有手机不定时响起的消息推送。
收到停工通知前，小型制衣厂老板李红刚接了两个客户，有三千件衣服要裁。她准备赶在双十一前忙活一阵，好歹拯救一下今年惨淡的生意。赶在封控前，其中一个客户把布料运进了村，催李红偷偷赶工。但李红可不敢冒险，“开工就罚款3万，封厂半个月。”
疫情几年，李红面对最多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她二十岁出头就离开湖北到了广东，在广东地头上摸爬滚打近30年，在康乐村的打工时间也有10年了。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习惯将康乐村和鹭江村并称康鹭片区。两个城中村挨得极近，总面积只有大约1平方公里。它们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旁边就是中大布匹市场，高峰时期，中国有一半衣服出自中大市场。
上世纪90年代，一批服装加工厂涌进两个城中村，租下民宅开设工厂。老板们早上在中大市场订好布料，拐进康乐村就可以找人加工，晚上取货。当地村民开始大规模建楼，一幢紧挨一幢，间距极窄，打开窗就能和对面邻居手拉手，因此称之为“握手楼”。面积不够了，就开始向上生长，从两三层加建至六七层。公开数据显示，两个村子里只有六七千本地人，却有着超10万的外来人口。
10多万外来人口里，又以湖北人居多。他们是最早一批淘金客，靠着“老乡带老乡”的传统，给两个村子打下“湖北村”的别称。他们将青春投掷在一台台缝纫机上，有些人凑够了钱，又买下自己的缝纫机，招牌一拉，做起小老板。
李红和丈夫打了半辈子工，帮儿子结完婚，才在2018年底拿出积蓄，又借了10万，买下一个小厂单干。在康乐村，哪怕只是缝一颗纽扣，你也能找到专门的熟练工人。厂里的订单一整年没有停过。有时货量太大做不完，他们还会分给外头没接到订单的厂家。
头一年，他们还清了借债，2019年过完，买厂的钱也填上了，李红和丈夫计划着继续大干一场，“谁知道疫情来了。”即使康乐村没有疫情，但周边地区有疫情，工人少了，抢工人哄抬起来的工资就够她受的了。有一阵，一个临时工一天得给六百，手脚快的，甚至要给到九百、一千。
李红说，这两年下单的客户谨慎许多，当季需要多少就做多少，不敢备货，生怕遇上封控发不出货。她接的多是东南亚和非洲的外贸单，有的客户转到了别国下单，她只能到处联系寻找新订单，东拼西凑撑着厂子。
这次老实停工三天，李红觉得自己算是聪明了一回。“现在看，如果裁了就亏大了，偷偷做完也运不出去，最后只能当成垃圾货。3块钱一件卖掉，一件衣服布料就要10块左右，工钱12块，你说三千件衣服亏多少钱？”
然而随着封控持续，她担心的不再仅仅是生意了。怕出租房出现感染，10月27日，她和丈夫带上被褥，住进了厂里，在一排脚踏缝纫机与一堵水泥墙的过道里，用板凳拼出了两张一米见宽的小床。唯一的做饭工具是一个电煮锅。
厂里8个长期工，都是李红亲戚朋友，3个主动去了外面隔离，另外两对夫妻住在一块，都不用李红操心。剩下一个51岁的单身女工，也一起搬到了厂里，跟李红挤一张“板凳床”，李红老公睡另一张。
李红一直睡不好，“睡不着，睡着也好像会惊醒，有几个群随时要看，宿舍的群、厂房的群，消息时时刻刻都在变动。”
●李红丈夫的“板凳床”。讲述者供图
房东与“大声公”
房产商冯仑曾设想过一个理想之城，在1平方公里的地方容纳10万人，在他的规划中，要使人们在里面愉快地工作、生活、娱乐，这栋建筑得跟上海金茂大厦一样高。
同样在1平方公里住着10万人，现实中的康乐、鹭江城中村则像完全相反的高密度居住版本。
在这里，天空只是一条狭长的线，被缠绕得像蛛网一样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一楼商铺的雨棚有时将巷道遮掩，阳光透不进来。在巷道里做核酸，人们甚至没法排成两排。一位康乐村的租户说，她可以忍受城中村里的老鼠、蟑螂和透过口罩传来的湿垃圾味，却一直没能习惯狭小出租屋里长年的昏暗，那让她感觉自己“像是坐在深渊里”。
官方统计中，广州本轮疫情约九成感染者出现在海珠区，其中大部分又集中在康乐、鹭江城中村。要为这个庞大人群提供上门服务，可以想象当地面临的任务有多艰巨。
一位志愿者在接受财新采访时提到，发放生活物资时，他们估摸着一栋7层楼房可能住了50人，实际上却住了六七十人甚至上百人。“可能只有房东或者二房东才真正知道一栋楼里到底住了多少人。”这位志愿者说。
两个城中村所属的凤和经济联合社，试图将房东纳入防疫管理体系。一份发布于11月4日的通知要求，村内全体社员及出租屋主配合防疫，每栋楼必须提供一名临时管理员，负责本楼栋的联系管理工作，配合发放生活物资。若未落实，可能予以经济“制裁”，扣发年底分红。
很难说这一举措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疫情至今，陈悦的房东就没露过面，也没选出临时管理员。
事实上，留在村里的一般是二房东，他们通常花上几万或十几万包下出租屋的经营权，从中获取房租差价。也有房东雇来的管理员，负责收取水电费，日常替租客维修家具、门窗。疫情来临，平日的管理员也不怎么发言了，陈悦理解，“特殊时刻他肯定也不想出头。”到10月底疫情实在严重了，管理员才将所有租户拉进同一个微信群，起到的作用约等于无。
接下去几天，陈悦收到了两次物资，都是社区防疫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来的。物资以速食品为主，泡面、自热火锅、午餐肉、牛奶、鸡蛋饼，少许蔬菜。
35岁的湖北武汉人张洋洋在鹭江村拥有一层铺面。铺面所在的这栋6层楼房，情况更复杂。楼房是一位本地老头建的，又给了自己的儿子。“但这儿子是个败家子”，一缺钱，就卖一层楼，六层楼最后有了六个房东，包括张洋洋。她觉得，即便要管，或许也很难调和出相同意见。
●11月4日，凤和经济联合社发布通知，要求房东负起责任。讲述者供图
张洋洋13岁就和父母一块住进了康乐村。她的父母在康乐村经营一家服装辅料店，卖各种你能想到的用在衣服上的配件，比如绣花、钉珠。她也在这里结婚、生子，同样做起了服装辅料生意。
如今在外地创业的张洋洋，几乎不和自己的租客联系，“我知道那边的租客都不太喜欢房东，所以我基本就是签完合同，就从他面前消失了。”她形容村里租客与房东的关系，“既怕又恨，但又离不开。”
但她将康乐村看作另一个家乡，时常怀念这片生意场上热络的人情。在康乐村，人情往往比规则、合同更有用。“那边的人性格就是我喜欢你，我就让你赚钱。”张洋洋说，自己赚的钱，买下的铺面都是靠着他们的热心肠。这次，她主动给自己的租客发信息，免除一个月房租。
不是所有房东都有这样的好心肠，35岁的徐小珍试探跟房东提出，能否考虑减免房租，房东一直没回复。他们租的这个档口，每年得多交1万多“进场费”。张洋洋说，很多房东到期后故意不续签，“不给就让你走，反正不愁租。”
徐小珍在附近的布匹市场上班，丈夫在康乐村租下一个12平米左右的档口，专门做服装打版生意，这个档口既是铺面，晚上卷闸门一拉下，也是夫妻俩的宿舍。她很少见到房东，那个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一栋楼的中年男人，“每次来就是抄一下水电费，收个房租。”
联合社发布通知后，徐小珍的房东挑了一位租户做楼长。村里商店都关闭后，租户通过网上软件买菜。菜送到后，放在城中村出入口的7号岗亭，由防疫工作人员送进村里各个楼栋，再由楼长发放至各家各户。
流程很完美，但徐小珍记得，大约只执行了三天，就没有人送菜进来了。她听人说，是送菜的志愿者不少确诊阳性，人手大减。
徐小珍说，他们每天得自己留意“大声公”（手持扩音器）。徐小珍和丈夫的档口在一楼，每天听到声响，他们就会探头出去望一望，看到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拿“大声公”喊着做核酸，或是发放物资，就在楼里的微信群提醒一句。
徐小珍认识的一对夫妻还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一条巷子深处。每次发物资，徐小珍总会记得跟夫妻俩说一声，提醒他们别错过了。“大家都是异乡人。”她说。
封控期间，许多制衣工人窝在出租屋里无事可干，只能睡觉，一不留心可能就会错过核酸检测。住在低层的制衣工人甚至有些庆幸，能够更清楚地听见“大声公”里传出的通知。11月5日凌晨1点多，住在二楼的陈悦听见工作人员举着喇叭喊，“本栋楼有阳，全部人大面积转移，收拾换洗衣服去隔离。”
她和朋友匆忙拣了两身衣服就下楼了。巷道里，挨挨挤挤，一片乌压压的人群。陈悦已经顾不上交叉感染这回事了，“转运出去条件肯定舒服点，起码一天三顿能吃上米饭。”还有一些住得更远的工人，没有听清喇叭，但在微信群里看到别人发的转运通知，也不断地下楼，排入队伍末尾。
一直等到早上7、8点，陈悦登上了前往惠州隔离的大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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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5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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