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起新“农夫和蛇”的故事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警醒？

塞下秋yang

      11月12日晚，湖南益阳沅江市公安局官方通报称当日下午4时许，沅江市三中高三某班学生罗某杰（男，16岁，沅江市草尾镇人）与班主任鲍某（男，47岁，沅江市阳罗洲镇人）发生争执，罗某杰拿出随身携带的弹簧跳刀刺伤鲍某，鲍某随即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又一位老师倒下了，这次不是倒在舆论的刀诛笔罚之下，也不是倒在某某家长的铁拳之下，而是倒在了自己最钟爱的学生的刀下。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自以为贴心的教育和爱，却成了他的催命符。他所看好并被为儿子般的学生，用行动向他的冤魂诠释了什么是农夫和蛇的故事。
      据了解，罗某杰生于农村，家庭条件一般，为了上学他寄宿在老师家里，早餐罗某杰一般只吃一个面包或方便面，每周还省下四、五块钱买漫画。为了帮助他，班主任鲍某每年都给他申请最高助学金，据说有两三千元。这才让他能继续自己的学业。鲍老师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也很关心，还常常对他进行鼓励。对于这样一个亦师亦父的好老师，换了任何一个有点良知的学生来说，怎么可能向他挥起屠刀？他怎么能下得了手？这就是他对于关心他成长的老师的回报？
     事情出了以后，网上一片哗然，有指责学生罗某杰的，指责他的丧心病狂，但笔者还发现，有一些网友还把矛头对做准了那刚刚被杀害的鲍老师，认为他不是一个好老师。有的网友还联系自己的老师对自己的林林种种，来发泄对老师的不满。说什么老师没一个好东西。我觉得这样说的人就有些过了。我们其它不说，就以鲍老师为例，如果鲍老师不是一个好老师，他会关心罗某杰的日常生活？会常常给他鼓励？还会把本来就不多的最高奖学金的名额给罗某杰？我不知道那些说鲍老师不对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换做是我，我感激都来不及呢。
    这个案件之所以引起哄动，除了事件的本身以外，还有一些值得大家思考的东西：西南政法大学特殊群体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袁林认为，不能将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简单归咎于社会外因。“内因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都不一样。”袁林表示，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体察入微，尽量和受教育者成为朋友，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而非管理与被管理者的角色设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受教育者已日益多元化，不能再按照同样的标准和路径去要求有不同追求的人。“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让受教育者在自然状态下发展就是最好的教育。”储朝晖说。这些专家学者的话说得好像有道理。可我不敢苟同：请问，一个连自己以后去做什么能做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的学生，他们的选择就一定是对的吗？如果真的是对的，那还要老师做什么？一个人的内因之所以能成形，外因起了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没有老师的谆谆教诲，没有厚重的文化氛围，一个人的成长会成为大家所期望的有用之才吗？什么是合理的范围？在现在的中国的国情下，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除了认真学习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还能怎么去发展？还有鲍老师没把学生当朋友吗？对他的关心还不够吗？可就是这样一个真心诚意对待自己的好老师，罗某杰也还不是挥起了自己的屠刀？
     这件事情还揭示了我们现行的教育模式的种种弊端——罗某杰的同班同学说,罗某杰的成绩很好，所以包括鲍老师在内的老师对他都是“和颜悦色”。常常连批评的话都没有一句。这正是现行应试教育的一大弊端——都以分数论英雄。只要学生的成绩好，其它的都不管了，为什么老师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和做法？还不是一个字——考。你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你的学生品德再端正，但你的学生在考试中的成绩比不上其它学校甚至其它地区的学生，那这个学校上到领导下到教师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了，而且老师的那点可怜的绩效工资往往都是和学生的升学，高考挂上钩的。所以现实逼得老师不得不去重视“智”，而把其它的抛在了一边。古人早就给老师的涵义做了定位：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可功利的现实却逼得老师不得不把授业放在第一位，这难道不是教育的悲哀？我们是不是把什么给搞反了？其实许多网友一言中的：成绩好的学生不一定就品德好。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应该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人再来说培养学生成材呢？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定义一个学生的好坏？
    还有值得沉思的一件事是，这次的事件已经不是一个个案了，我们的伟大的法学专家们以一部《教师法》和一部《义务教育法》成功地捆住了老师们的胆和手，让他们不敢再去以一些极端的教育方法去教育学生。可你们为什么没想到教师面对的不是机器零件，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这些个体因为家庭社会和所处的环境，他们的生活经历都不同，当然里面就有好有次。那他们犯错得不到纠正，一直都错下去，会是什么后果？老师不能体罚学生了，可学生打老师甚至像罗某杰一样用凶器残忍地夺去老师的生命，那他们又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有一些网友就悲观地说：这一次罗某杰又能利用《未成年人保护法》让自己逃脱惩罚了。而现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成低龄化，手段也越来越凶残。犯罪的这些人他们却能利用法律的漏洞一次次的逃脱本该加诸于他们身上的惩罚，这样的结局，会不会让后来犯罪的人更有恃无恐？我们的《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不是应该对一些过时的条款进行与时俱进的改进？
    这次的悲剧要反思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但愿这种新的“农夫和蛇”的悲剧越来越少。也祝愿鲍老师一路走好，下辈子把眼睛擦亮了。别再对蛇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