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政法冤案模式“”暗藏玄机

说话讲良心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永升这样形容典型的中国冤案模式：“一抓进去就打，一样的命案必破的口号，一样的政法委协调，一样的公检法三家‘兄弟单位’联合办案，一样的屈打成招，一样的疑罪从有，后来，一样的被害人‘复活’……”除了正式纠错制度上的缺陷以外，冤案难以纠正的玄机也埋藏在这个典型的“冤案模式”中。

　　中国的命案破案率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这一成果虽然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全，但其中难免出现急于破案和草率定案的问题。在近年来的20起冤案中，无一例外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吴鹤生案中，被告人遭受了71次刑讯逼供，最终司法机关仅凭其中一次有罪供认就将其定罪。

　　冤案难纠正往往还和“大局观”、“稳定观”等行政思维紧密相关。例如在佘祥林案件中，面对公安局提交的存在明显疑点的证据材料，检察院多次退回补充侦查，法院也曾发回重审，但最终还是走向了有罪判决。其中关键的转折点就在于政法委牵头举办的“三长会议”（公安局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当时被害人家属召集了200多人多次上访，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出于维稳考虑，政法委出面调节，将若定罪本应判处死刑的疑案，从轻以15年有期徒刑结案。

　　有学者将此类因为政法委协调而造成的冤案称为“政法冤案”。2005年，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除涉及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案件外，县级政法委一般不协调案件。中央政法委和省级政法委在实践中很少参与协调刑事案件，因此政法委的个案协调主要发生在地市级层面，而大部分已发现的冤案都涉及严重的暴力犯罪，一审管辖权在中院，与之相对应的正是地市级的政法委。

   冤案难以平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在口供定案的审判方式中，没有的事实变成了有口供，唯一的方式只有刑讯。这样的案件一旦暴露，第一道公权力环节恰恰是罪魁祸首。而这些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一旦盖了大印，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这个机关的事。办案的人、审批的人、参加的人、签字的人，都要一起担责任。

　　比如，检察院有审查和监督的责任，而且不是一个人责任，公诉人、批捕处长、起诉处长、检察长也有责任。到了法院，主审人有责任、合议庭有责任、庭长有责任、审判委员有责任、院长有责任。再到二审，法院、检察院都有同样一群人有责任。这个案件如果是政法委讨论过同意过的，他们也有责任。

　　因此，平反一个冤案，涉及的机关不下十个，涉及的有司法权的实权人士，不下几十个。集体负责能够防止错案，而错案一旦形成，则难以平反。因为后果影响面太大。还涉及公权力的威信。为一个被告要损害这样一大片机关和有权人士的声誉，一般干脆不提起复查。牺牲一个，保护大家。有时复查了，为了掩盖前面的错案，不惜再制造新的错案。一错到底，大家安全。这就是围绕冤案的一种博弈，往往以在押人的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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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诉讼制度下，证据裁判原则至少包含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
第一，对事实问题的裁判必须依靠证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
第二，裁判所依据的必须是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
第三，裁判所依据的必须是经过法庭调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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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冤假错案纠错难？原因就是这“”政法冤案模式“”

阳光行老年人

冤案纠正了，国家也赔钱了。但冤案的经办人却没事。不久报导又有一件冤案。这就是没有法办冤案的制造者。

楼主读书少了，所以不明白根本原因。

说话讲良心

麻辣社区手机用户 发表于 2017-9-12 18:17
楼主读书少了，所以不明白根本原因。

你读书多，请你说看到底是什么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