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红 军
在由党组织为父亲所做的生平中第一行就是:“李炳甲同志1932年12月在陕西汉中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一位研究红四方面军战史的朋友听我说“我父亲是1932年参加红军的”，就忙摇头说:“不对！不对！你父亲是四川人，肯定是把年代弄错了，因为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根本就没有到四川呀。”当我告诉他“我父亲是在陕西的汉中参加红军的”，他疑惑了：“怎么，你父亲会是在汉中参加红军的呢?”
其实父亲在1927年的冬天就离开了四川平昌老家。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到位于川陕边界的秦岭山脉给人家放牛。定的是3年，一年一块光洋。已经是13岁的父亲并没有感受到多少父慈母爱，也没有领会多少家庭的温情，相反，一听那个远房亲戚说能吃饱饭，还能挣钱，父亲的心早已就心驰神往了。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父亲的记忆里，他离开家是个早晨。冬天的早晨，在大巴山里还是很冷很冷的，空气中凝结的晨雾显得沉甸甸的，田埂上凝冻着白花花的冰凌。赤裸着双脚的父亲把一双新鞋子别在腰上，那是大娘听说他要走，连日连夜为他赶出来的。已经度过人生13个春秋的父亲是第一次得到一双新鞋，自然舍不得穿。走在前面的是爷爷，父亲跟在后面。屋里头的女人们都站立在远远的房檐角下抹着眼泪……过堰塘，又翻过一个小山坳，爷爷也该要回去了，爷爷拉起父亲的手，把一块充满自己体温的大洋塞到了父亲的手里。父亲没有说话，他只是抬起头看了看父亲那呆滞的眼睛，从那双暴隆着一根根青筋的手里抽回了自己的手，转身跟着来领他的人走了。父亲一直往前走，他连头也没有回，直到他那瘦弱的身影完全溶化进浓雾里。
关于父亲当红军一事，在有关的史料上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川陕革命斗争史》一书中就这样写道:
"……当时在陕西的汉中、城固、西乡一带做生意，帮长工的李炳甲、李长宽、杨忠银等人，一听红军要到自己的家乡，便主动要求参加红军队伍，帮助亲人带路。主动给红军介绍川北的风土人情和敌人的动态。他们听徐总指挥的讲话:‘我们红军到四川去，是帮助四川人民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个个感到万分高兴，斗志昂扬。1932年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以七十三师二一八团为先遣部队，主力于19日相继出动，李炳甲等同志回忆说:‘红军指战员每人携带一捆稻草，无稻草者割捆茅草，避风挡雪，垫路防滑。战士们抖擞精神，迎风斗雪，像滚雪球似的前进，不时听到红军宣传员喊着:怕你巴山高齐天，高不过我铁脚板;怕你风雪盖天地，红军点燃火团团。’
山间队伍里不时飘出阵阵歌唱声:
我们红军都是工农起
受了豪绅多少气
剥夺我政治
掠夺我经济
屠杀我穷人
我们团结起来一条心
打倒军阀豪绅不留情
歌声、欢呼声在风雪中飞扬，在山谷中回荡。仿佛是要唤醒沉睡千年的巴山，我们一起迈开矫健的步伐，在陡峭冻滑的山路上英勇地挺进。终于胜利地通过了上70里，中70里，下70里的巴山天险。似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川陕交界的两河口，守敌一连闻风而逃。”
以上记载虽然多了些语言上的修辞，父亲的回忆中也没有那样多的形容，但是它肯定是真实的。唯有一点值得商榷，那就是父亲参加红军以前的身分。
因为据父亲对我说:他参加红军以前根本谈不上经商，也不是当长工，而是在山上割漆。
父亲3年的放牛生活结束，本该打道回家，听人说“到山上割漆是很能赚些钱”，15岁的他就索性放弃了回家的打算，跟着一群割漆的人上了山。
那个“上山”和我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上山”，在概念是绝然不相同的。那个“上山”就是进入到秦岭的原始森林中，一住便是数月。割漆是一种类似割胶的劳作，只是漆树和胶树之分。
漆，尤其生漆是有毒的。1971年正在读初中的我到工厂里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到的就是一家漆厂。生漆车间是禁区，严禁我们这些红色接班人去。可是越是禁区就越想去，这大概是人的一种天性。我和几个同学相约，偷偷地溜进了生漆车间。结果令我们大失所望，那只是一些黑黑的胶状的东西在一口巨大的锅里煮沸……好奇心的满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回来以后，几个同学相继出现了漆中毒，浑身浮肿，头胀得老大老大连眼睛也睁不开，最后只得送进了医院。唯有我一点事也没有，当时好些人都觉得奇怪。现在回想起来，肯定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传基因，使我身上对生漆这种毒素产生出一种抗体。
在山上的父亲完全过着一种近似于原始人的生活。漆树是野生的，哪天要是能找寻到一片漆树林，那天对父亲他来说就肯定是个节日。然后就在那里安营扎寨。两年里，父亲一共下过两次山。一次是因为那年冬天山上气候奇寒，他在山上实在是顶不住了。另外的一次就是听说山下有支军队路过，是要回四川去……想回家去看看的爷爷、奶奶，眼看着冬天已临，就和几个同伴相约干脆随这支军队一起回家去。于是，他们下了山，找到了这支军队。这就是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
红军里是一个姓蒋的湖北人接待父亲他们的。当姓蒋的听说来当兵的是几个四川人，真是太高兴了。因为他们正在寻找向导，没想到向导自己竟然给送上门来。
自从哥哥当红军
多下一个枕头
少了一个人
……
这是一曲浪漫、又充满了哀怨的陕北民歌。
父亲当红军并无浪漫，也无哀怨。他平平淡淡、从从容容地走进了那支属于穷人自已的队伍里。就像一条小溪流无声无息汇入到了大河之中。这虽然是偶然，但也是一种必然。一个无产者，要求得生存，要求得自身的解放，除了当红军以外，还有别的选择吗?
命运的选择就是这样的短瞬、仓促，尽管在做出选择以前，未来的变幻是那样的丰富多彩，无穷无尽。但是一旦做出了选择，那就将产生出一种永劫不回的力量，驱使着你朝着选择的道路上走下去。无论等待你的是血、是火;是刀、是剑;是生、是死......你都必须走下去。
父亲和他的同伴们是真正的身无半文忧天下。那种刚毅的如同大巴山一样的性格，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代汗颜了。当那个黑暗虚伪的世界艰难地透露出一缕光亮，他们便毫不犹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和土地，追随着这样的光亮而去。他们集合在一起，用大巴山的青冈树烧的木炭，在熊熊的烈火中锻造出了长矛和大刀，他们发誓和那个恶浊的世界不共戴天，要对有钱人进行正义的扫荡。
1976年，我入伍参军。人还没有走，就从人民武装部领回了一大堆崭新的衣服、裤子、挎包、水壶、被子……父亲看着堆在床铺上的那些东西，对我说:“我当兵的第一天，啥也没有，连长就给发了一根红布带，把红布带往胳膊上一扎，就成了红军了。”
待我上火车，母亲眼泪汪汪的。父亲瞪着眼睛：“有啥子好哭的嘛，我当兵第一天，光起脚板走了180里路。”
我那年17岁!
父亲当红军也是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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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11 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