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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去那个地方。不久前喊雷先生回南省亲，我还领着他去了一趟。
灵魂的归所没错，天爱园里也常有毕毕拨拨的麻将声，只有那棵加那利海枣树，默默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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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洋人湾”传奇
位于南充市西山的“洋人湾”，有一座西式建筑，上个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里作为天主教本笃会在中国的修院，先后住过12名来自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印尼的修士。多年来，“洋人湾”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神秘色彩。
日前，记者探访“洋人湾”，拂去历史的尘埃，与读者一同走近那一桩桩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西南第一所本笃修院
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一名法国老人来到“洋人湾”，和近年来众多外国人来此一样，他是来寻根的。
据陪同老人的四川大学翻译介绍，老人原来与西山本笃修院首任院长的后人有关。1929年1月3日建成的本笃会南充西山修院，为比利时圣安德肋总修院设立，原隶属天主教教庭梵蒂冈所属的本笃会领导（现隶属于天主教南充教区管辖）。由于此院的任务是培养神父，因此，它又是外国天主教进入我国后，在西南地区修建的第一所本笃修院。
第一任院长佘同仁，来自法国。据这位法国老人透露，佘同仁早年曾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并担任某军舰上的中队长。作为其侄儿的学生，老人来此是为其先辈恕罪的。
作为培养神父的西山本笃修院，这里对第一任主教王文成的记载，远远多于第一任院长佘同仁。
出生于安岳的王文成于1910年被祝圣为神父，20年后，梵蒂冈驻华总主教刚恒毅受教皇委托，在重庆祝圣其为南充教区首任主教。1933年，王文成赴梵蒂冈觐见教皇庇约十一世。受教皇委托，王文成赴比利时本笃修院，为当地祝圣神父2人、执事9人、修士6人。
罗马教廷等级制度森严，按照级别，依次排序为红衣大主教、枢机主教、大主教、教区主教。王文成只是一名教区主教，却连跨几个教级，到比利时本笃修院祝圣，罗马教皇对其器重可见一斑。
在祝圣的修士中，有一名来自中国的男子，他即是原北洋军政府的军政大臣陆徵祥。原来，北洋政府倒台前夕，陆徵祥淡出官场，到了比利时，潜心研究起天主教来，并做了一名修士。王文成弄清其身份后，为其祝圣时多少有些感慨。
1953年，王文成与教区司铎共同签名，发表革新宣言，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宗教革新运动，教区2万余教徒一致赞同与梵蒂冈割断一切联系。5年后，武汉、成都等教区自选主教，受到罗马教廷“绝罚”相威胁，王文成愤而将原誓词中的“忠于梵蒂冈”改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
几年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北京筹备，王文成赴京参加筹备工作，期间，受到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此后，王文成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并当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珍稀海枣树全国罕见
从西山风景区正大门向右一路上山，便来到西山本笃修院旧址，重新装修后的这里，眼下已成为游客休憩的场所。
旧址大门的右边，长有一株与众不同的加那利海枣树，树高约7米，直径约0.5米，粗糙的树干和坚硬的树叶见证了它经历的风雨。从外观上看，它属于热带植物。树干上挂有“珍稀树种”重点保护的牌子。
2001年秋，华南植物研究所一姓胡的教授到此考察后认定，此树年龄在90以上。当时，全国只有4株。除南充的这株外，上海和成都各有1株，还有一株具体位置不详。
40多年前，长于此的加那利海枣树有两株，雌雄各一株。“每年秋季，雌树都要挂果，果实呈红或黄色。”家住附近的一老者说，可惜的是，“文革”时，造反派认为此树为“洋树”，于是将其中一株雄的砍了。从此，留下的雌树只开花不结果。
加那利海枣又称加那利椰枣。阿拉伯有句谚语：椰枣树是阿拉伯人的母亲、姑母和姨妈。这句谚语的意思是说，椰枣树给了阿拉伯人最大的恩惠。
人们形容椰枣树是中东地区树之中温柔而靓丽的女子。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到地中海的南岸，从尼罗河谷地的阿斯旺高坝到尼罗河三角洲的入海口，从红海之滨、波斯湾边到两河之畔，都有她们婀娜的倩影。秀颀的主干，留着叶柄脱落后的节痕，但绝无枝蔓，树冠处几十柄约两米长的叶片垂下来，生出一片绿荫。
椰枣味道甜美，营养丰富，且易于保存和携带，是阿拉伯人十分喜爱的食品。椰枣多晒干或做成蜜饯，可以经年享用。
据载，西山本笃修院的加那利椰枣树与早年该院的修士相关。1926年，比利时人魏德明和印尼人杨安然辗转来到南充，选址这里筹建西山本笃修院，魏德明和杨安然带了两株加那利椰枣树，并栽种于此。
当年，南充地处西南偏远地区，交通极为不便，生长在中东一带的椰枣树如何到了魏德明和杨安然的手上呢？后人分析，当年，两人可能是不远万里，绕行中东到达中国的。
蒋介石赠送风力发电机
西山本笃修院旧址坐落在西山山腰，她临西河，靠西山，树木葱绿，景色秀丽。
当年，比利时圣安德肋总修院为何选中这里修建本笃修院，至今仍是个谜，但这里优美的自然环境，或许是被相中的一个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印尼华裔神父杨安然修士曾多次往返南充和重庆之间，在教区的影响下，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十分愤慨，并对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寄予很大的同情，继而产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点事的想法。
1938年，杨安然在重庆通过“中法比瑞同学会”的关系，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海外通讯社，并任通讯员。杨安然在海外办起了《法文周刊》，自任总编辑，为抗日战争在国外作宣传，唤起国际社会广泛同情。期间，杨安然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相识，宋美龄从小接受西方教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派系之一，信奉基督教的宋美龄和信奉天主教的杨安然成为好友。
一次，宋美龄在重庆遇到杨安然，向他表达了学习法文的意愿。正忙于海外宣传的杨安然自然抽不开身，他向其推荐了魏德明。
与杨安然一样，魏德明也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寄予同情，并经常走动于南充与重庆之间。经杨安然的引见，魏德明与宋美龄见面后，被其学习热情所打动。宋美龄诚恳地向魏德明学习法语，并很快掌握了不少日常用语，这对她的交际很有帮助。
蒋介石对宋美龄法文学习的进步，十分高兴，并对魏德明产生好感，一心想送点东西作为回报。再加上杨安然的《法文周刊》办得有声有色，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其宣传，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反响，不少海外华人和对中国同情的国家，纷纷向中国提供战时物资。蒋介石因此决定，向杨安然和魏德明所在的南充西山本笃修院赠送一台风力发电机。
据《西山本笃修院志》载：1939年，蒋介石在重庆官邸接见了时任西山本笃修院院长的文嘉礼，亲送风力发电机。同时，还送了一台收音机以及皮袄、两只英国长毛狗。随后，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亲自押运上述物资到南充，并督促其施工，让风力发电机落户西山顶，还为风力发电机投入运行颁发了执照。
风力发电机的安装，使西山本笃修院用煤油照明成为历史。电灯出现的该本笃修院，成为西山上的大喜事。
美军飞虎队的随军神父
1994年，国内一家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到“洋人湾”小憩时，对西山本笃修院的历史很感兴趣，当得知当年这里的修士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两次被日军俘虏并成功脱险的故事后，脱口道：“这就是《国际大营救》中那名随军神父的原型。”
原来，当年上座率极高的电影《国际大营救》，就出自这家制片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马教廷驻中国代表发表“劝谕书”，公然要求中国天主教徒容忍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南充教区主教明确表示反对，并号召教徒参军抗日，捐献钱物支援抗战。
西山本笃修院比利时籍修士白征明、丁谷鸣因此参军抗日，到美国抗日航空队（又称美军飞虎队）作随军神父。离开西山本笃修院时，当地民众为其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西方的天主教信徒较多，他们相信人在临死前，通过神父向上帝忏悔，可以得到上帝对其生前罪孽的宽恕。于是，即可安心地面对死亡。
白征明和丁谷鸣在飞虎队里，就是专为士兵们工作的。这些信奉天主教的士兵们，平时通过神父向上帝忏悔，以求免去罪过；临死前神父要对其作修傅，即最后一次忏悔，可免去生前罪过，进入天堂。
在激烈的战斗中，白征明和丁谷鸣随军频繁出没于缅甸至中国昆明的航线，这条航线，也是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的空中运输线。由于战争，白征明和丁谷鸣曾被日军俘虏，后在中美双方及国际力量的营救下脱险。电影《国际大营救》中的故事情节，就是围绕营救美军飞虎队随军神父而展开的。
抗战胜利后，丁谷鸣曾担任美国驻以色列的外交联络官。上世纪90年代，已90岁高龄的丁谷鸣曾两次来到西山本笃修院旧址怀旧。
抗战结束后，美国抗日航空队撤回，丁谷鸣和杨安然又回到西山本笃修院。后来杨安然到美国活动，为西山本笃修院募得20多万美元，为尔后西山本笃修院迁往成都，解决了资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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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为基督教三大派系之一的罗马公教。唐朝初年传入中国，其后几度被禁止。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后，各国传教士取得了在中国各省租买田地、自由传教的特权。
清同治末年（1875年）法国教士到南充传教，在上渡口设立教堂，因收罗地痞恶棍入教，激起民愤，南充城内数千人打死教徒杨文礼，捣毁教堂。事后清政府与法国人议和，赔银数万两。
1946年，西山本笃修院院长文嘉礼用修士杨安然从美国募来的捐款，在成都羊市街修建楼房，并挂出“中西文化研究所”招牌，将西山本笃修院的图书、资料及资产搬往成都。1948年，西山本笃修院迁往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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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23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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