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对于每个社会都存在的这种“反社会之人”所实施的极端恶性杀人悲剧，很难预测和防范，只有个案的意义，所以，讨论和反思如何避免没有多大价值。我不认同这种消极的主张。作为文明社会的人群，我们不能把命运交托给偶然的力量，而有必要从这些扭曲人格所制造的惨剧中，寻求塑造某种自觉的生命伦理。我同意学者萧瀚的看法，这种每天最直接威胁着每个普通民众的暴力，却是“定论和谬误最多，但被讨论得最少的领域”。如果仅仅停留于以暴制暴和消灭坏人的狂欢，那么人类的生存就只是一场场优胜劣汰的丛林游戏。这样的生存法则既然奉行赢者为王，败者认栽的残酷逻辑，当然也就没有反思和审视的必要，就像周克华那样，学会绝处逢生，尽量多干一票，反正早已够本。可是，这种生存状态并不符合我们对于更文明更良善生活的追寻，而且，事实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由于除了盲目的生存本能之外，缺乏更多的正当性，所以是更加脆弱无常、容易崩溃的社会。
1876年，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正式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理论。他认为，基于遗传等先天因素，有些人无可救药地就是危害社会的犯罪人。这个理论建立在大量的解剖、调查和比较的基础之上，有着很强的科学依据，但在洞察社会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存在着不小的盲点。如果将这一理论落实到社会政策的层面，还可能会带来荒诞的后果，比如对某些被认定为天生犯罪的人进行预防式的隔离措施。这其实是在制造更大的恶。龙勃罗梭后来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把犯罪原因扩展到了地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的最大问题在于仍然遵循着社会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研究进路，而没有看到社会文明的积累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断与本能的、天生的支配力量进行挣扎斗争的结果。
龙勃罗梭的理论为我们正确检视周克华系列杀人的悲剧，提供了一个值得反思的起点。换言之，我们不能在简单的治安、心理和生存的意义上来看待周克华的杀人逻辑，而应该深入到基本的爱与正义的层面，来寻找我们获得安全生活的社会保障。如果按照龙勃罗梭的理论，希特勒无疑是一个天生的犯罪人。然而，希特勒之所以成为恶魔，根本离不开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所提供的深厚的际遇和土壤。假如换一个时代和环境，同样一个希特勒，也许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同样，不管周克华的恶性杀人有着怎样的人格特性的根源，但是，周克华也完全可以不成为周克华。难道不是如此吗？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做这样的期待吗？这是我们对社会进步所持守的信心依据，也是我们可以为了正义和爱而努力的动力所在。
如果没有正义与爱的支撑，一切扬善除恶的胜利，带来的都将只是短暂的狂欢和长久的迷失。代价既然如此惨重，我们就没有理由放任悲剧的重演，然后说这不可避免，无关社会责任，只需被动应对即可。我们绝不能这样，因为我们必须活得更安全、更有尊严。正义与爱意味着担当和负责，意味着知耻而后勇，意味着在每一次悲剧发生后，直面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存在的危机，直面我们在应对事件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伦理的缺失，也意味着去重新严肃地审视一个社会的基本的善与正当性的基础。而最终，这一切，都要落脚到对作为社会个体的每一个自我的拷问：我们的身体力行，与正义和爱之间，到底还有多么遥远的距离？
周克华滥杀无辜的罪恶，反映出他内心的懦弱和苍白，以及对于光明的一种深刻的恐惧。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这些或欢呼或逃避或谴责的人，也具有同样的戾气和惶恐。我们渴望公正，却往往自以为义；我们渴望宽容，却被仇恨遮蔽；我们渴望爱，却活在冷漠之中。这就是周克华和我们，无论是围观者还是受害者，所处的真实境况。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周克华杀人所涉的有关正义和爱的强调，绝非个人自省问题，完全事关公共民情。周克华虽被击毙，仍留下很多疑团，正义远没得到伸张。我们需要安全，但安全有赖于正义和真相、爱与宽恕。周克华视生命如草芥，因此必须受到正义的惩罚，这一点毫无疑问；周克华视生命如草芥，因此必须检讨爱、怜悯、尊严、宽恕等精神在这个文化中的缺失之因，这一点也毫无疑问。
站在公共领域而非个体人格心理意义上来讨论周克华，可以说：我们与周克华的人心之间，具有同构关系；我们的人心与制度之间，也具有同构关系。我们、周克华、这个制度，都渴望安全。我们对安全的渴望成为恶人该杀的理由；周克华对安全的渴望成为杀害无辜的理由；制度对安全的渴望成为维稳政治的理由。但是，没有公权对正义的切实践行和交代，就没有公民对安全的合理信心和托付。暴戾之气的泛滥，必定与正义的缺失、人心的猜忌息息相关。不播撒正义和爱的种子，不树立社会的信任和盼望，不重建理性和节制的精神，不敬畏生命的神圣和尊严，这种悲剧就会不断重演。
如王怡所言：“公义当与眼泪相连，唯爱能涌出喜乐。”无论罪人还是无辜者，生命的结束都令人悲伤，这里不需要欢庆，但也不需要绝望。周克华被击毙了，那是他应得的，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理由比现在所做的做得更多更好。要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安全，悲剧和苦难还会发生，然而，无论怎样，我们都要从温柔的爱中得到安慰，也要从光明的正义中得到自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努力克服那败坏社会、亵渎生命的力量。这是我们成长的关键，也是一个制度成熟的关键。（腾讯徽博 文/谌洪果：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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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19 1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