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川东北，时而瓢泼大雨，时而酷热难耐。
7月14日，营山县城南镇党委书记文建明启程赴重庆接受第18次肝癌手术。
出发那天，文建明谢绝了人们开车相送的好意。他与妻子钟玉珍一起，拎着满满几大袋中药、锅碗瓢盆、被褥衣物，搀扶着挤上大巴。
一如此前的每一次：提前向单位请假，时间一周，买好车票，托人找好旅馆。
此前的一次次手术，术后第二天，他给镇干部打电话询问工作进展。术后四五天，他闹着出院。术后一个星期，他骑着自行车，准时出现在镇党委办公楼，在那间位于二楼转角处的办公室，工作至深夜。
城南镇的干部群众，对这一幕再熟悉不过。5年来，面对肝癌的死亡威胁，文建明不仅在17次大手术中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在城南镇成功实施一系列“手术”，使这个曾经的“问题镇”政通人和，产业发展欣欣向荣。
是什么，使他承受肝癌晚期的巨大痛苦，艰苦求索，破解摆在中西部地区乡镇基层政权面前的发展与稳定难题，探索乡镇良性运转的科学机制？
1979年，16岁的文建明在志愿表上郑重地写下：农学专业。从那一天起，他的生命，就和农村、农民、农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灭火大队长”
只有落后的工作方法，没有落后的群众
文建明身高1米68，个头并不起眼，然而一件大红的上衣，让人一眼就能从人群中找到他。
大红，是文建明最喜欢的颜色。红色，代表激情，代表斗志。文建明说自己开会讲话，“篇篇都是‘战斗檄文’，让每个听到的人都能热血沸腾。”
在营山县，文建明有个很响亮的绰号：“灭火大队长”。说的是他一手治理好几个“烂乡烂镇”。
考验总是没完没了。2001年4月，一纸调令，又把文建明派到新店镇。
新店有多复杂？这么说吧，这里一年间换了4任镇党委书记，其中一位上任不到两个月，就找到县委组织部，闹着要走人。
文建明二话没说，拎个包包就去了。上任第一站，鲜鱼村。
鲜鱼村，群众大会开不起来，镇干部根本进不了村，见到小汽车来，村民就要泼大粪。
听说新来的书记要去鲜鱼村，镇干部纷纷开溜。
那天，文建明“单刀赴会”。
正午，山坡上到处站满了人，男人们手上攥着钉锤，女人扛着擀面杖，甚至一个面孔稚嫩的“细娃儿”手上也捏着一块鹅卵石。“爬开”“滚出去”，吆喝响成一片……
文建明没有吓退。他沉住一口气，大声说道：“乡亲们，不要急，先听我说几句话。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来听大家意见的，请大家坐下来，跟我摆龙门阵，好不好？”
那天，村民和他交流一直到深夜。
“我们恨的不是负担重，恨的是账目不公开。”村民的坦诚让文建明当时就流了泪。哪有什么刁民？分明是基层干部自身出了问题，却把责任推在老百姓身上。
第二天一大早，他命令全体镇党委成员自带方便面到鲜鱼村开会。从那天开始，他天天在村里调查摸底，十多天过去，他作出决定：退钱、换人、查账。
把之前多收老百姓的钱全部退还后，鲜鱼村迎来了“海选”，村民认可的人当上了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对村上之前的账目进行彻底清查，并将结果公布于众。
鲜鱼村迅速面貌一新：老百姓不仅将此前的欠账全部缴纳，还建成了规模养鱼示范片，年产值高达80多万元，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鲜鱼村。
“只有落后的工作方法，没有落后的群众。”从那以后，文建明便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而正是这个信念，支撑着他一路走来。
三把火
村财镇管、集中办公、精简人员，“烧”掉多年痼疾
7月的走马村一片翠绿。绵延千亩的水果基地里，一株株优质黄金梨树早已挂上沉甸甸的果儿。不远处，花卉基地、苗圃基地、蔬菜基地相映成趣。
有“杨千万”之称的原城南镇干部杨易看见文建明来了，老远就迎上前去，向他汇报新办养殖场的发展情况。
“要不是被文建明精简掉，我怕是还在机关里混日子。”曾经牢骚满腹的杨易说，“改革硬是把我改对了。”
2003年，文建明来到城南镇，任党委书记。当时的城南镇，背了2000多万元的债务。
文建明早有耳闻，但他没想到，上任第二天，讨债的就来了30多拨。
文建明骑着自行车下村组、进社区，摸底调研。越是深入了解，心情就越沉重。
镇干部手头的白条一大把，借而不还的公款几十万元，村组干部人人手中都有一笔钱、一摞账，村级财务几乎全是包包账、坨坨账。
头一回开全镇干部大会，面前竟然冒出70多名村干部。一问，11个村竟有77名村干部、110多名社干部。
“城南镇非改革不可了！”大会上，文建明的声音振聋发聩。
他决心结合多年经验，探索一套乡镇高效运转的新机制。
怎么破题？文建明反复思考，反复求证。3个月后的干部会议上，他拿出精简干部和清理账务的改革方案。
“就不交账，看他有啥办法！”一些村干部想把水搅浑。
文建明搞突然袭击。
早上6点带人分组抵达各村，把账本、财务一并拎回镇上，当面核对，锁定账目。一个月下来，糊涂了多少年的村级财务全部理清。
财务通过电算化管理，直接核算到全镇各机关单位、村组和农户；镇、村收支每月向群众公示，实现村财镇管、钱账分离。
说不清缘由就报不了账，白条子再也领不到钱。一些人的意见很大。
几位村干部酒足饭饱后找到文建明，掏出200元发票要求签字报销。文建明几把扯得粉碎，从兜里掏出200元：“这顿饭我请！”
从此再没人敢跟文建明唱对台戏。
在镇政府的每一张发票上，都有密密麻麻的签名。包括经办人、分管领导、分管财贸领导、镇长、文建明在内，一共5个。
2005年春运，城南镇派人到火车站值班。报账时，文建明不依：“10个人咋吃出了12包方便面？”
拖着个病身子，他居然跑去调查是哪个买的、在哪儿买的。
“不要和利益集团打私交！”
“乡镇干部，骑自行车就很实在，不需要买车，也不需要羡慕哪一级有车。”
他有空就给镇干部打 “预防针”。
大家背地里议论他抠门，可心里都敞亮着：文书记管好了我们的每一分钱。
2009年底，城南镇村债务悉数化为“零”。
文建明还搞起了税费直收。刚提出时，镇干部以为他在讲天方夜谭。
过去起早摸黑，一天三催，年底也只能收到85%左右，还敢指望老百姓走几公里路主动来缴费？
文建明笑而不答。2003年，城南镇的广播、电视里开始滚动播报缴费“战斗檄文”。
奇迹再次发生！
设在镇办公楼一楼的税费直收大厅窗口前，群众排起了长队。短短10天时间，全镇就征缴税费110多万元，此后每年的缴费率都在98%以上。老百姓甚至自觉缴纳了2003年以前的欠款42万元。
“城南镇太神秘了！”2007年调入城南的镇长白秀华感叹。
“有啥神秘的！”文建明笑。缴的是明白钱，拿的是明白票，看的是明白账，方便又快当，老百姓咋不愿意！
2004年的一个大清早，一位老大娘流着眼泪找到文建明：孙女读大学转户口需要村镇盖章，漫山遍野找了几天，就是不见村干部的影儿。
老百姓办个事，要翻越社、村、镇 “三道坎”，还可能遭遇吃拿卡要，真难！
思前想后，文建明决定把全镇300多个公章都集中到镇上，一楼设立集中办事大厅，逢场天的上午9点到11点为全镇办事日。
原来几天甚至十几天都办不成的事，这下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老百姓又惊又喜，向文建明竖起了大拇指。
2004年7月，文建明又向“人浮于事”开刀，将镇上的70多名干部全部重新“洗牌”，只设21个集中管理岗位，公开报名，竞争上岗。
这场改革中，共有21个事业干部和临聘人员落聘。
当精简人员的火烧向农村，有人发出威胁：敢下我，就到你文建明的锅头舀饭吃。
文建明大手一挥：“撤！”
很快，村社干部由原来的192人缩减到34人。
下就下了吧，他心里又不落忍。顶着白眼去跟人家谈心，帮分流人员找出路。一个月后，所有落聘干部都找到新岗位。
村财镇管、集中办公、精简人员，“三把火”烧掉多年痼疾。
有乡镇来学习，文建明透露“真经”：“打铁还得镫子硬。没有私心，改革就能顺利推行。”
在城南，文建明就是打铁的“硬镫子”：镇上实行督办制度，第一张督办单就是发给文建明的。那天他上班迟到5分钟，督办室却不敢发单子给他。文建明说：“怕啥，向我开炮！”当月，他的工资被扣掉50元。从此，督办所向披靡。
寻问题
找到一个，解决一个，问题不就少一个！下访寻问题解决机制，“寻”出发展与稳定
碧绿的田野旁，新修的水泥路像一条银丝带，串起沿线6个村、近万名群众的致富梦想。
这就是城南百姓渴盼了几十年的环行公路。2007年1月27日前，这还是一条杂草疯长的机耕路。
每到收获季节，莴苣运不出去，只好拿来喂猪。挣不到钱的农民又心疼又伤心。
2004年，云雾村村民蔡国忠发现，镇干部、村干部开始一茬一茬地往村民家走，修环行公路的事似乎又有了眉目。
他不知道，镇上新来的文书记正在掀起一场变“上访”为“下访”的“革命”。
刚到城南镇不久，文建明就发现一个怪现象：跑到镇上告状的多。最多的一天，文建明接待了10多拨上访群众。这样下去，干部还怎么搞工作。
骑车下村访了一圈后，文建明明白了：村民遇到问题，找村社干部解决不了，就找镇干部；镇干部“踢皮球”，问题越积越多。文建明皱起眉头：“与其在办公室等待上访，还不如去下访，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以“关口前移、主动下访、源头治理”为核心内容的下访寻问题解决机制创立——
每月1至5日，镇村干部带上《寻问题解决表》进村入户，下水摸“鱼”。不能当场解决的，建整改台账。
每月6至10日，村(居)召开例会，解决台账所列问题。
每月11日，镇上开会啃“硬骨头”。不解决，不“销号”。
镇干部一下子都急了：人家躲都躲不赢，你还要去自找麻烦？
“找到一个，解决一个，不就少了一个！”他铁了心。
2004年，文建明把城南镇的镇、村(社区)干部全部赶下了乡。
修环行路，便是“下访寻问题解决机制”的产物。
寻问题的结果显示：6个村村民强烈要求修路。由于种种原因，修路一事被迫搁浅，但文建明的心中始终不肯“销号”。他耐心等待着机会。
2007年，国家对新建乡村道路的补助政策出台。文建明兴奋不已，马上深入村社动员村民修路，并带头捐款1000元。
修建长达14.7公里的公路是件大事。咋整？文建明思前想后，最终把决定权交给老百姓。
修不修路、修什么样的路、怎样修路，村民说了算。政府只引导不包办，只服务不干预。
城南镇的税费直收窗口前又一次排起了长龙。通过“一事一议”，群众很快集资220万元。
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自始至终的群众参与，难题迎刃而解。
从动工到完工，文建明无数次用脚步、用自行车轮丈量这条“寻”出来的希望之路。他看见，公路沿线冒出50多个农副产品营销大户，一栋栋小楼拔地而起。
化育桥社区居民罗洪川，是文建明寻出的一名“问题”青年。
坐过两次牢的罗洪川，2006年4月出狱后，被母亲拒之门外。罗洪川绝望了：我要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不好过，让干部不得清静。
罗洪川第一次见到文建明时就被震住了。文建明一只手输着液，一只手高举输液瓶。离开时，罗洪川手里多了400元。第二天，穿着文建明买的新衣服，骑着文建明送的自行车，罗洪川高高兴兴当上了安全协管员。干了十来天，罗洪川觉得苦，招呼没打一声，甩手走人。
文建明找罗洪川谈心，走时，送了他一本《增广》。看到书里文建明写得密密麻麻的注释，罗洪川哭了：“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人肯这样关心啊！”这个年轻人从此改过自新。
6年从未停过的“寻问题”，使城南镇的问题越来越少，过去每月能寻出七八十个，现在只有三四个。寻出的上千个大大小小问题，90%以上都得到妥善解决。
“寻问题”还“寻”出一段佳话。
2007年正月初二，文建明走进残疾乡村医生侯方杰的家。
正是在文建明的热情鼓励下，2006年，66岁的老中医侯方杰多年夙愿得偿，光荣入党，并先后向组织交纳了22000元党费。侯方杰成为县里学习的榜样。
“别人学先进，先进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让侯方杰有些困惑。
“我来给你出个招，寻问题解决！”一语点醒侯方杰。
变临时坐诊为经常出诊。从此，泥泞的山路上多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从最偏远的乡镇开始，侯方杰遍访全县53个乡镇开展义诊，送药送医，为困难户解决了许多难题。
百姓经济
百姓愿干的支持，不愿干的拉倒，绝不能折腾农民
1986年，刚到城守区农技站工作的文建明，按上级指示在当地推广种植桃树，结果亏了，农民一气之下砍了树。
这成了文建明心中永远的痛。砍了栽，栽了砍，再不能这么折腾农民了。
文建明提出发展“百姓经济”，尊重民意，百姓愿干的支持，不愿干的拉倒。
上面推广种植数万亩红辣椒，给了城南镇1000亩的任务，要求在走马村一带推广。
“红辣椒挣不挣钱？能不能种？”文建明带着问题来到走马村调研，熟悉市场的农民纷纷摇头。
“不种就不种，不怕哪个来考核。”文建明硬生生地给顶了回去。
那一年，种植红辣椒的其他乡镇都亏了。而靠发展葱、蒜、青辣椒等“佐料产业”，走马村农民从每亩地里“刨”出两三万元。
还有一次，上级希望城南镇在前进村推广种植榆树。白送树苗，还付劳务费，看起来是桩惠农的好事。
文建明又拎着公文包下乡了。前进村农民担忧：榆树根系发达，又遮阳，种了它，恐怕就没法再种庄稼了。
那就不种，文建明又顶了回去。
发展“百姓经济”，还得根据各家各户的经济底子厚薄、劳动力多少、生产技术掌握程度等实际情况，自主发展。
在保真村推广“百姓经济”，文建明没少花力气。
他提着电喇叭开现场会，请来农技人员推广新品种蔬菜和水果，开班培训种植、养殖技术，组织大伙出外考察、学习。
手把手教蚕桑大户修桑枝。文建明3天用烂两把桑剪。村民们的心被文建明焐热了。
2004年，保真村贫困户莫茂林种蔬菜12亩，年收入达4万元；走马村村民李兴支带头改白菜为葱、蒜苗等调料作物，效益翻了十多倍。
邻近村社纷纷效仿。如今，城南镇瞄准 “餐桌经济”、“佐料经济”，常年种植葱、蒜苗等佐料和商品蔬菜5000多亩，占领了营山的大部分市场。
站在跑马村的坡地上，文建明望着远方，描绘起城南镇的未来蓝图：我希望建一个乡村休闲旅游生态镇、一个农民就业创业园、一个标准化服务社区……
而文建明最盼望的是，有一天“百姓经济”能漫山遍野开花，每一户老百姓都有自己的经济支柱。
生命
人这一辈子，要活得有尊严，活得实在，活得有精神
是哪个时候发现身体有问题的呢？
文建明眯起眼睛：好像是在渌井镇，曾经的肝炎疫区。文建明在渌井镇当过镇长。
2003年，查出早期肝硬化。他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2005年，下乡调研时肝病突然发作，从脚背到大腿都长满水泡。还是不肯安心养病，输完液针头一拔就走了。被老领导狠狠训了一顿后，文建明终于肯去南充治病了。复查了3次，都是原发性肝癌。
化验单撕碎了妻子的心，文建明却出奇的平静：“人生就像赶车，只是早班车和晚班车的区别，我最多就是先走一步。”
文建明患病的消息传出去，他曾帮扶过的老党员李松荣找上门来了。
2003年，文建明把准备流浪乞讨的李松荣从火车站送到医院，筹钱治好了折磨李松荣的皮肤病。在李松荣无钱输血时，又送来3000元，救了他的命。
看着文建明瘦得皮包骨的样子，李松荣泣不成声：“如果老天允许，我情愿用我的老命去换你的命，让你多活几年，多为老百姓做些好事啊！”
村民们惦着文书记的病，哭成一片。生平第一次，文建明当着外人流下眼泪。
不是为自身的病，而是为老百姓的情。
李松荣硬塞给文建明100元。第二天，文建明托人送了回来。李松荣恼了，口不择言：“你咋这么不近人情？我要去组织部告你！”
同样恼怒的还有碑垭口社区书记叶玉腾。他买了10斤蜂蜜去看文建明，坚决不肯收钱。后来文建明不仅托人把钱送了回来，还在全镇村(居)支部书记大会上点了他的名。
但就是这么一个“不近人情”的人，每领到一笔奖金都要入集体账。有时拿来慰问贫困党员、困难户，有时拿来请镇、村干部打打牙祭。
身体稍微好一点，文建明又来上班。他说自己离开工作，离开群众，离开党组织，就像是离开水的鱼儿。这个乐观、从来不服输的人，相信自己能创造生命的奇迹。
战略上藐视病情，战术上却高度重视。先后被两家大医院拒之门外，文建明没有气馁。中药、西药、还有自创的“五味健身汤”轮番上阵。有病就医，怕啥？
但有一件事，文建明真怕。他怕来不及给党和人民交出有价值的东西。
“我这套治理乡镇的手艺不能失传！”文建明告诉副镇长李忠辉。
寒冷的春夜，文建明将镇干部唐三喊回办公室：“我来讲，你来打字！”
“乡镇政权组织的执政能力面临着许多新问题……”
“本镇运行存在九大困惑……”
“以提高执政能力为目的，本镇大胆推行了一套乡镇运行新机制……”
唐三感到震惊。虚弱不堪的文建明出口成章，几乎没有一字多余。
他不知道，经过多年基层工作的摸爬滚打，文建明对这些东西早已烂熟于心。
也不知过了多久，文建明长吁一口气，面前是一份将近8000字的心血之作《创新运行机制 提高执政能力———城南镇乡镇机制改革小结》。
2006年，仅仅一年时间，城南镇就出台上百个规章制度。
城南镇的百姓晚上到镇党委、政府前的三星路上散步时，常常能看到镇党委二楼的那盏灯久久不熄。
“文书记还在加班！”人们知道，城南镇的“大脑”正在高速运转。
身患肝癌，5年间文建明的背熬驼了，视力模糊了，再也离不开老花镜。接替唐三的张兵也陪着他一起熬坏了双眼。
这哪里是在工作？这分明是与死神搏斗，与时间赛跑。
5年间，他屡次拒绝领导要将他调回城里的好意。因为他有一个心愿未了：治理“烂乡烂镇”，没有带出一个徒弟。
文建明开始有意识地给镇干部加担子。
多少个天还未明的早上，镇长白秀华接到文建明的电话，滔滔不绝安排工作。
副镇长李忠辉一年的双休日只有五六个，就这么几个双休日，还随时准备接文建明的电话。
有人偷偷关过手机，第二天一大早就被文建明拎到办公室。有人谎称下村，文建明非让人家用村上的电话给他的手机打过来。
如今的城南镇干部，兢兢业业地干，不计得失地干，一呼百应地干。他们说，文书记这么重的病，都这么拼，我们再不拼，说不过去。
“人这一辈子，要活得有尊严，活得实在，活得有精神。”文建明说。
一个不怕死的人，反而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
5年前，儿子文钟报考了川北医学院，想学好本事医治爸爸的病。文钟说，爸爸不止一次地告诉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妈妈。
结婚26年，文建明从没给妻子送过礼物，从没想起给妻子过个生，从没在照顾孩子上费过神。
妻子钟玉珍曾经怨过、吵过，如今真正理解了他。
每当看到家里那一摞鲜红的奖状，看到老百姓走在环行路上神采飞扬的样子，读到文建明资助的学生写来的感谢信，她心中的委屈、淌过的泪水，都化作对丈夫由衷的骄傲。
“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做他的妻子！”钟玉珍说。
又一次坐在去重庆的大巴上，文建明想起小时候。
他记得，无论严寒酷暑，农业干部总是奔走于田间地头，送来技术和信息。
那些走在田坎上的身影，铭刻在少年文建明的脑海里。一颗种子在心底深埋：长大后，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根，深深地扎进土里；枝叶，郁郁葱葱地舒展。这样的人，生机勃勃，总是跟大地在一起，跟乡亲在一起，跟希望在一起。
长大了，他真成了这样的人，并且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还记得，1986年7月1日入党那天，在日记中写下的滚烫誓言：为您，我愿付出一切，包括火红的青春，包括宝贵的生命！
生命之树，挺立在希望的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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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16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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