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社会关注度持续不减的“呼格案”专案组组长冯志明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冯志明犯受贿罪（涉案金额389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0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涉案金额3442万元）被判有期徒刑7年；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犯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0万元。
姑且不去讨论冯志明的犯罪事实与判决结果是否匹配，作为“恶警”形象已深入人心的冯志明仅获刑18年，网民中“不接受”的声音似乎很高。而该案最大的关注点在于，人们近乎一致地惊讶在于逼得青年呼格吉勒图“栽赃自己”杀人的专案组组长冯志明虽然罪名多到“虱子多了不怕痒”的地步，但却独独少了刑讯逼供罪，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制的遗憾。很明显，这样的“漏罪”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怂恿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负面作用，成为非常恶劣的一个案例。
而“冯志明案”被外界热议的另一个话题，则是其私自持有、藏匿4支枪，549发子弹，仅被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仅就该罪名的判决结果看，冯志明也有被轻判的嫌疑。因为按照相关规定，“非法持有、私藏军用枪支二支以上”或“非法持有、私藏军用子弹一百发以上”的，均属于“情节严重”，按照刑法规定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冯志明涉案的枪支、子弹数量均两倍于这个标准，但却仅被处以最低刑期3年。
而冯志明因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新闻效应之所以不亚于“漏罪”刑讯逼供，就因为“少年网购仿真枪获无期”一案仍在网上持续发酵。可以这么说，每一名“亿元级”甚至“千万元级”大贪官未被判死，都会有一批网友拿“少年网购仿真枪获无期案”及大学生“掏鸟窝”被判十年零六个月一案相比较，得出的结论似乎都是法律对贪官更宽容，对平民百姓更严厉。
或许是巧合，也有可能是受影响。就在冯志明一审判决见诸媒体几个小时后，福建高院官微就发布消息称，该院复查该案后认为，原判以走私武器罪，判处原审被告人刘大蔚无期徒刑，量刑明显不当。刘大蔚近亲属的申诉符合重新审判的条件，决定本案由福建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择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两个月前，笔者在《我为网购仿真枪被判无期的少年鸣冤》一文中就曾提醒该案法官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这笔仿真枪交易并未成交。刘大蔚根本就没见到枪，拟购仿真枪早被海关截获了，卖家也早就退钱了。二是此前判例值得借鉴。此前就有因出售20支仿真枪被指控非法买卖、运输枪支的玩具小贩王国其最终得到无罪认定，并获43万元国家赔偿的先例。三是枪支标准认定过于扯淡。《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规定，当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而这个标准的制定依据是，1.8焦耳/平方厘米的动能是对裸露人眼造成伤害的最低值。可以想象，风沙其实也会对裸露人眼造成伤害，这个标准实在是太低了。而类似的枪支鉴定标准，在香港是7.077焦耳/平方厘米，在台湾则是20焦耳/平方厘米。
福建省法院发布的这个最新消息，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的观点。但一些网友过分指责“少年网购仿真枪获无期案”主审法官，也并不具有建设性。因为在中国部分地区存在“菜刀实名制”的大环境下，一些法官对涉及刀枪等能充当杀人工具的案件，判决时“宁左勿右”并不奇怪，这也是“维稳”的需要。但按照常理，因为认定枪支的标准过于荒唐，法院判决时理应综合考虑，而不是呆板地“依法审判”，这也是“情与法”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权衡的问题。
笔者以为，刘大蔚那句在网上流传的名言必将载入中国法制史甚至世界法制史。刘大蔚当庭撕心裂肺地喊道：“请用我买的枪枪毙我，如果能打死我，我就承认我有罪！如果打不死我，就放我回家！”
刘大蔚如此简单明了地诠释刑法，不能不说相关法律过于荒唐。如今人们把刘大蔚网购24支仿真枪被判无期，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私自持有、藏匿4支枪，549发子弹被判3年相比，那些立法人员以及制定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人员，要是能感到“脸红”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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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2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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